这是我采访过的最离奇的战争故事

文∶孙春龙〔记者〕

前言：
这是我采访过的最离奇的一个故事了。为了不剧透，就用这句话作为标题了。
两年前，经过一位老兄引见，我在昆明见到了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医生，名叫李建坤，70岁。我前后去了他家三次，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也有些不敢相信他的故事。记者出身的我，一次次地追问，最终发现，他的讲述无懈可击。
这个冬日，我终于决定这个故事告诉大家，在空旷的办公室里，只有键盘的声音，如同历史的回音。

一
李建坤8岁那年，大概是1957年，有一天，正在洗衣服的妈妈突然抬着望着他，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话：“你长得太像你爸爸了。”
“我爸爸是谁？他在哪里？”李建坤迫不及待地问，从他懂事起，他一直就想搞明白，别的孩子都有爸爸，而他没有。
原本温情说话的妈妈，突然变得有些愤怒，“早死了！”
李建坤继续追问，妈妈扭头就走了。
李建坤的妈妈叫李小香，李建坤和妈妈姓，所以他连爸爸姓什么，也无从得知。
那时，他刚刚有一个养父，叫李天才。养父姓李，他也不用改姓，正合适。养父曾经是一名解放军军官，转业后到了中缅边境的云南澜沧县工作，在一个小厂里担任厂长。
在此之前，妈妈带着他在昆明一个解放军高级军官家里做保姆，那个军官的级别很高，出入都是小车，还有警卫。这个军官对待部下很严厉，但是对他们娘俩，和蔼可亲。
养父对李建坤很好，对妈妈也是百依百顺。但养父的脾气也太好了，妈妈有时候会无理取闹，养父一点也不生气。这让李建坤有些不明白，妈妈之前是纺织厂的女工，后来做保姆，又不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怎么还这么傲气。他能感觉到，在妈妈的内心里，她觉得养父配不上她。有一次，连李建坤也看不过去了，他悄悄对妈妈说，“人家还是个领导，你还带着我这个拖油瓶，你凭什么对人家指手画脚的。”
妈妈听了，白了他一眼，“什么破领导，你懂个屁！”
李建坤乐了，他隐隐觉得，妈妈不是个一般人。

二
李建坤的童年过得很幸福。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经常在深夜的时候，会有一个穿着西装皮鞋的神秘男子来到家里。这个陌生男人一来，养父就会小心翼翼看看外面有没有人，然后快速关上门，把他迎进里屋说话。而妈妈见到这个陌生男子，每次都哭哭泣泣。
但李建坤很高兴，因为对方每次来，都会带来好多好吃的。而且这些吃的，可不一般。有成桶的奶油，还有整箱的奶糖，外包装上印着英文。
这个陌生男人，每次来都会很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告诉他要好好读书，有什么喜欢的就尽管说。
等对方一走，养父会把外包装上的英文抹掉，并且很严肃地警告他，“只能在家吃，出去后绝对不能乱说。”
那个年代，好多人连饭都吃不饱，这些东西，实在是太稀罕了。而且，是常年持续供应。
有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了，就好奇地问养父，“这个男人是谁，怎么会对我们家这么好。”
“是河对面牛奶厂的厂长，我平时对他们很关照。”养父有些轻描淡写地说。
李建坤猜测，这个厂长可能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要不他怎么会对我这么好。他想探个究竟，有一天放学后，他冒险游过河，找到牛奶厂，结果发现，这个厂长一脸漆黑，是一个佤族，根本不是送奶糖的那个陌生男人。
再到后来，这个陌生男子再也没有出现了，李建坤有些失落，他也不敢问妈妈。那时，妈妈开始变得神神叨叨，后来发展成严重的抑郁症。

三
不仅是李建坤想知道，当地政府也想搞清楚。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个人是不能有秘密的。
有一天，工作组来到家里，刨根问底地盘问妈妈，而妈妈呢，就坐在地上撒泼，装疯卖傻，甚至捡起路边的一坨牛粪，塞到了嘴里。
工作组的人摇了摇头，无奈地离开了。
李建坤无比惊讶地看着妈妈，但妈妈一句话也不说。李建坤感觉到了害怕，他不敢再提奶牛厂的事情了。他知道，在妈妈的内心里，一定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这个秘密，是和他的亲生父亲有关。
直到妈妈临终前，告诉他这个秘密时，李建坤顿时泪流满面，妈妈之所以守口如瓶，是因为这可能牵扯到全家人的命运。

妈妈虽然一个字也不说，但还是会时不时地露出一些蛛丝马迹。
有一次，有人在妈妈面前炫耀自己坐了飞机，回家后，妈妈一脸不屑地说：“切，坐个飞机有什么稀罕，我都不知道坐过多少次了。”
李建坤有些不可思议地问妈妈，你坐过飞机？你坐过很多次飞机？
母亲知道失言了，不再理他。
还有一次，学校军训，李建坤拿回家一副绑腿，但怎么都打不好。妈妈看到了，三两下就帮他打好了，动作十分熟练。李建坤诧异地问：“你怎么会打绑腿？”妈妈悄悄告诉她，她曾当过女兵。李建坤很好奇，但妈妈却不愿多说，还叮嘱不能告诉别人。
而到了学校，差点惹出事来，教官看了看李建坤的绑腿，说，“你这个打法，是花式绑腿，是 国 民 党 的打法。”
李建坤吓出一身冷汗。他由此猜测，他的亲生父亲，可能是一位 国 民 党 的高级军官。

四
其实有一次，李建坤差点见到爸爸了。
那是在1961年，养父出轨。其实这件事情，妈妈早有耳闻，她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一点都不在乎。这让李建坤想不通，妈妈对爸爸，鸡毛蒜皮的事都计较，在这个大事上，却显得若无其事。
问题是，有人告发了这个事。在那个年代，这算流氓罪，是要坐牢的。
有一天下午，养父匆匆赶回家中，一脸严肃地对李建坤说，“我都安排好了，最近几天就会有人来接你们出境，去缅甸，是你最亲的亲人，你要带着妈妈一起走，以后要好好照顾妈妈。”说完，养父还把自己的手枪、手表拿出来郑重地交给李建坤，叮嘱他收好，到时候一起带走。
最亲的人？李建坤猜测，那一定是爸爸。他也由此判断，他的爸爸可能就在一江之隔的缅甸。
但事情却出现了转机，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养父以前在部队时的老首长来边疆视察，专门让当地政府安排，要和养父见一面。当年打仗时，他们都是生死兄弟。见面后，老首长知道了情况，出面斡旋，出轨的事最终不了了之。送李建坤去缅甸的事，也就不再提了。
这件事情，成了李建坤一生最大的遗憾，也让他无比纠结。如果没有老首长来摆平养父的事，他就可以见到自己的爸爸了。但是，也不能让养父坐监狱啊。
多年以后，养父临终前，对李建坤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建坤啊，爸爸对不起你。”
李建坤含着泪说，“爸爸，我不怪你。”李建坤明白，养父一直内疚的，是当年没有把他们母子送去缅甸，和“最亲的人”团聚。但是他理解，养父和他虽然没有血缘，但对他视如己出，养父和妈妈也没有生孩子，他是舍不得他们娘俩走的。更何况，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果老婆和孩子突然失踪了，他怎么和组织交待？

五
16岁那年，李建坤参加工作，是在中缅边境的原始森林里伐木，还是个小队长。
有一天，来了几位解放军，他就张罗给做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一个小兵突然看着他说，“这个小李队长，怎么长得像我们长官？”旁边的一位士兵马上纠正说，“是首长，不是长官。”
解放军里，一般把上级领导称为首长，而在 国 民 党 部队，是称作长官。
几天后，李建坤才知道，他当时碰到的那几个解放军，是逃窜境外的 国 民 党 残匪伪装成的，来刺探情报。
新中国成立后，有很多 国 民 党 兵逃到了缅甸，在那里组建了 反 共 救国军，经常会到边境搞一些破坏活动，总司令就是李弥。1951年3 月，李弥发动反攻云南行动，攻势迅猛，一度占领沧源、耿马、双江、澜沧等边城。后来解放军调集了3个师实施反攻，李弥的部队全线溃退，逃回缅甸。

1952年，这支部队和缅甸政府军发生大规模冲突，并且种植、贩卖鸦片以弥补军费。缅甸政府发现，这支残军的军用补给，很多来自美国，遂向联合国提出抗议。在联合国的压力之下，台湾开始从缅甸撤军，但依然留下部分官兵，谋图反攻。
到了1960年，中缅联合勘界作战，解放军进入缅甸，将这支残军赶到了泰缅边境的泰北山区。台湾方面并未死心，除了暗地里支持外，还在这里组建了一支2000人的情报部队，以隐蔽手段进出国境，在云南边疆搞暗杀、挑拨、策反等工作。
因为经常在边境地区工作，李建坤后来也被发展成我方的情报人员，收集这些境外反动势力，以及边境毒品的相关情报。
若干年后，当李建坤终于知道自己的身世，想起当年这个事情，他有些心酸。历史的捉弄，让他和亲生父亲，互为不共戴天的敌人。

六
到了70年代末，李建坤的身份暴露。起因很简单，单位的人私底下议论，这个李建坤干的事不多，怎么还拿着高工资。单位领导的老婆听了这些话，回家后就给领导打小报告，领导悄悄给老婆说了李建坤的特殊身份，结果，一下子传开了。
组织上担心他的安全，将他调回了老家，云南曲靖。本来，他是有机会进入政法系统工作的，但李建坤考虑再三，没有去。在他10岁的时候，妈妈就给他定下一个“三不准”规矩：不准当兵，不准当官，不准入党。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订这样的规矩，但他还是答应了妈妈。
他最终选择做了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在老家，他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妈妈，也慢慢变老了。
回到老家，李建坤一下子想起了儿时的很多事情。他想起自己小时候住在火车站附近，有一年家里失火，把家当全烧了，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母亲带着他到了昆明，在一位解放军高级军官家里做保姆。
李建坤突然有一股冲动，寻找自己的爸爸。他到了火车站，找到旁边最老的一个房子，问房主阿姨，“还记得当年这里失火的那家人吗？”
阿姨看着他，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当年的小狗吗？”小狗是李建坤的小名。
李建坤很激动，他告诉阿姨，自己回来，是想找邻居们打听下，自己的爸爸到底是谁。
阿姨听了这话，态度一下子变了，“你应该去问你妈啊！”然后，就不再理他了。
无奈之下，他找到当地的派出所，民警很热心，替他找来解放前的一位老保长。老保长听了他的描述，说，“我知道你爸是谁，你爸呢，就住在附近，曾经是 国 民 党 第八军的一位营长，叫张自雄，后来因为历史反革命进入监狱，和你妈离婚了。”
李建坤听了，好激动，怪不得妈妈不告诉他这些情况，原来爸爸是一个历史反革命。
老保长带着李建坤到了张营长家，营长已经去世了，他的老婆说，自己的丈夫的确有过一次婚姻，还有过一个孩子。
一切都证实了。李建坤来到张营长的墓地，跪倒在地上，大哭一场。爸爸的墓地，芳草丛生，连一个碑都没有。李建坤立马找人，为爸爸立了一块碑。
几天后，李建坤专程去了妈妈家，兴高采烈地说，“我找到爸爸了！”他手舞足蹈地把找爸爸的过程给妈妈描述了一遍。他甚至宽慰妈妈，文革已经结束了，世道越来越好，不用再担心了。
妈妈却显得很淡定，笑了笑，没有多说。

作者的话：
我是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在听李建坤讲述这个故事的，李建坤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爸爸。李建坤说，找到爸爸后，他如释重负。每年清明节，他都会去给爸爸上坟。
但是直觉告诉我，这个故事还只是刚刚开始。

七
李建坤做的是中医，在边疆工作时，就收集整理了很多少数民族的良方，加上后来的勤奋好学，他的技艺进展很快，治愈无数患者。后来，他举家搬到昆明，有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李建坤中医馆”，赚了不少钱。

李建坤在山中寻找草药

2008年，妈妈病重，李建坤隔三差五就回到老家，照顾妈妈。有一次，病重的妈妈突然将李建坤叫到床前，非常严肃地说，“妈妈快要走了，有些事情呢，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李建坤拉着妈妈的手，听着妈妈的嘱托。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你的爸爸是谁吗？”妈妈望着他说。
李建坤愣住了，“那个张营长不是我爸爸？”
“他其实只是你的继父。”妈妈说，“你的爸爸，是李弥。”
“李弥！”这个名字对李建坤来说，太熟悉了，在边境做情报工作时，这个名字无人不知，境外最大的 反 共 势力头目，被传得像一个恶魔，心狠手辣，无恶不做。
妈妈说，“他曾经做过 国 民 党 部队的军长，大陆解放后，逃跑到了缅甸，那时候兵荒马乱，没有办法带我们走，就把我们托付给了他的部下，就是这位张营长。”
李建坤有些不可思议。

妈妈继续说，“这个张营长后来进了监狱，在进监狱前，他又把我们娘俩托付给了另一位姚营长，叫姚怀州，在火车站当搬运工，也是李弥的部下。但不久后，这位姚营长也因为旧军人的身份进了监狱，后来死在了监狱里。”
“你3岁那年，我们家里失火，房子被烧了，我抱着你从大火里逃出来，住的地方也没有了，就到昆明给别人做了保姆。”妈妈说。
“我记得，你是在一个解放军高级军官家里做保姆，你既然李弥的老婆，他们怎么可能收留你呢？”李建坤发问。
“那个解放军军官，是你爸爸在黄埔军校的同学。”妈妈说，“他念及同学情谊，为了保护我们娘俩，让我们娘俩吃住都在他们家，而且让我改了名字。”
李建坤才知道，妈妈原名赵云仙，1952年从老家曲靖来到昆明后，改名李小香。妈妈解释说，“这样，别人就会误以你是和我姓，其实，你一直是李家的人。”
李建坤能感觉到，在妈妈内心里，一直深爱着爸爸，即使他舍下了他们娘俩，即使他成为这个政权的“敌人”，即使他们再也没有联系。
但妈妈告诫他，不要去找爸爸。李建坤知道，爸爸的绝情，让妈妈一生无法释怀。
一个月后，妈妈在家中平静离世。那年，李建坤59岁。

八
料理完妈妈的后事，李建坤开始真正了解自己的爸爸。
从历史资料中，李建坤发现，在抗战的时候，爸爸是一位名将，尤其是在松山战役时，一战成名，成为第八军军长；内战时，则一败涂地，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自己带着几个随从逃到青岛；而在大陆解放后，逃往缅甸，组建 反 共 救国军，试图反攻大陆。1973年，在台湾去世。
在这个过程中，李建坤还有一个惊奇的发现，他的养父，也曾经是一名 国 民 党 军官，后来投诚起义，加入解放军。
也就是说，他的三任继父，在接力替他们的长官，照顾长官的妻儿。怪不得，他的养父在妈妈面前，唯唯诺诺。
李建坤也终于明白了，他的养父出轨的事，妈妈为什么一点都没生气，养父和妈妈，也没有生孩子，原来，他们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
过去曾经发生的那些令他奇怪的事情，一点一点找到了答案。
小时候经常给他们送奶油和糖果吃的人，可能也是爸爸的部下。那时，这支残军，驻扎在中缅边境的缅甸一侧，试图 反 攻 大陆。那些有英文标识的奶油和糖果，都是美国的援助。
李建坤还想到一件事，在90年代的一天，他去广州出差，拜访一位老中医，出电梯的时候，等在电梯口的老中医看到他，突然一下子挺直了身板，毕恭毕敬，然后盯着他看了半天。问他，“你姓什么？”
“我姓李啊。”李建坤有些不知所措地回答。
老中医又惊讶地大叫一声，然后不停地说，“太像了，太像了。”李建坤很奇怪地问，“像什么啊？”对方告诉他，自己曾是 国 民 党 第八军的军医，他长得特别像他当年的军长李弥。

九
找了大半辈子的爹，竟然是李弥，这让李建坤都有些不可思议，也有人风言风语，说这么多年，号称是李弥孩子的，至少有一打，你这是不是又编了一个故事，想捞什么好处啊。
这让李建坤有些恼火，他有自己的诊所，赚了不少钱，用得着认一个死了的爹来捞好处吗？况且，这是他妈妈临死之前说的话，怎么可能会骗他呢！
但是，怎么证明我爹是我爹呢？李建坤托人从台湾买来一本《李弥自传》，看了半天，结果发现，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们娘俩。李建坤心生愤怒，这个让妈妈一生无法忘记，又不能原谅的男人，竟然如此绝情。
不过，和爸爸相关的历史，随着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地被公众熟知。李建坤得知，爸爸曾经指挥了著名的松山战役，这是一场发生于1944年的 反 攻 战役，横亘于滇缅公路上的松山，被军事家称为是滇缅路上的“直布罗陀”。盘踞其上的日本精锐部队，用了一年的时间修建了极为复杂的永久性工事，牢牢控制着怒江战场的主动权。
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蒋介石下了一道死命令，限第8军在“九一八”国耻日前必须拿下松山，否则正副军长均按军法从事。身为副军长的李弥，抓了顶钢盔往头上一扣，亲自带领特务营冲上松山主峰阵地，一连激战数日，身上两处负伤。
在最后关头，李弥听从部下建议，在山下挖了一条坑道，直达日军碉堡底下，埋上炸药，将整个山顶掀翻。李弥由此，一战成名。
时代不一样了，历史的进步，让李建坤心生念想，去找爸爸。
2015年初，他给台北市民政局写去信，没想到一个多月后，真的收到了回信。回信说，李弥安葬在台北市阳明山第一公墓。当年5月，李建坤抵达台北。下了飞机，直奔墓地。
站在墓前，他好委屈啊，想到妈妈一生的磨难，他开始大骂，“你他妈的真不是个东西，打败仗时，你放下自己的士兵不管，只顾自己逃命，而对家庭，你不管老婆孩子，还算是个男人吗？”
一边骂，一边哭。骂完了，双腿一软，扑通，还是给跪下了，掏出带来的茅台酒和上好的普洱茶，给爸爸倒上。

作者的话：
听完这个故事，我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采访过很多寻找爸爸的故事，但没有那一个，能有这般离奇，又有如此丰沛的细节。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更离奇的事情，发生在后面。

十
从台湾回来后，李建坤去了云南盈江，李弥的老家。在当地人的指引下，他敲开李家后人的大门，说明自己的身世，告诉对方，自己回来是想认亲。
对方一脸狐疑地看着他说，“不可能，没有这回事。”对方还有些嘲弄地说，这么多年，有很多人都冒充说是李弥的孩子。双方不欢而散。
这让李建坤又开始怀疑，自己难道不是李弥的儿子？母亲怎么可能会骗他呢？
两个月后，到了中元节，李建坤再次前往台湾。云南人习惯在中元节的时候，给祖先上坟，时间是在农历的7月中旬。但这次去，一是给爸爸烧纸钱，二是找爸爸的旧部，核实情况。
在此之前，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的工作人员丁淑芬，已经和他有书信往来。帮他找到了爸爸的一个部下，如今已是台湾海军退役少将的宋炯。
到了台湾，宋炯一见他，就说，“长得太像了！”
“你的妈妈是李弥的小老婆，有孩子，这个事情，李弥将军生前曾经给我说过。”宋炯说，“当时的时局太乱，李弥将军只把龙太太带到了台湾，龙太太是湖北人。”
“湖北人！”这让李建坤又想到一件事，他工作后，别人给介绍了一个对象，是湖北人，他觉得很满意，回家告诉母亲后，母亲坚决反对，说湖北人不好相处。他当时还很奇怪，原来梗在这里。
真相越来越明确，但李建坤心里还有一个疙瘩，他问宋炯，“他承认在大陆有老婆孩子，为什么他所有的回忆文章里，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
对方反问，“如果他暴露了你们的身份，在那个年代，你们会是什么下场？”
李建坤愣住了，他终于明白，父亲的只字不提，母亲的守口如瓶，都是害怕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
这次去呢，接待他的丁淑芬女士，还告诉他一件事，前几年，大陆还有一位女士，说她是李弥的女儿，还在报纸上登报，寻找知情人，这位女士姓安。
李建坤对此并没有在意。他想，我还没有证明我爹是我爹呢，那管得了这事。

十一
从台湾回来，李建坤最大的心愿，就是获得李弥家人的认可。他无数次地前往云南盈江，每次去，都要把车的后备厢塞满，带一大堆的礼物。他甚至还给当地捐了上百万元，用于修路建学校。
这李家人慢慢发现，这不像个骗子。在交谈过程中，李建坤无意中说出，妈妈之前是昆明纺织厂的女工。这个细节让李家后人一下子放心了，说，李弥当年的确实有一个小老婆，是这个纺织厂的，而且这个纺织厂，就是李弥家的。
李家人，开始接纳了李建坤。他们说，李弥和在老家的原配妻子，有一个女儿李欣娥，前几年才去世，去世前曾说，李弥生前曾通过一些渠道捎话给她，她在澜沧还有一个弟弟。
在越聊越细的时候，对方告诉他，他们曾听李弥说过，当时和这个小老婆生过两个孩子，老大是一个女儿，在淮海战役失败后，李弥逃到青岛，把女儿托付给了一位警卫员，留在了山东，这位警卫员姓安。
“姓安？”李建坤突然想起来，那位认为自己是李弥女儿的安女士，他隐隐约约觉得，那是他的姐姐。
李建坤迅速联系上台湾的丁淑芬，对方给了他安女士寻亲时的网络报道，上面有安女士的照片。李建坤看了，太像自己的妈妈了。他告诉丁女士，希望尽快联系上安女士。
没几天后，李建坤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是一位女士，对方问，“喂，是李建坤吗？”
李建坤也问，“是大姐吧！”
这句问候，让对方在电话里失声痛哭。
这已是2018年4月，时年，李建坤已经70岁了。

十二
姐姐叫安素珍。
2018年4月，姐姐接到台湾丁淑芬女士来信，告诉她，有一个叫李建坤的云南人，也曾前往李弥的墓地祭拜，说是李弥的儿子，“看了你的照片，说很像他的妈妈。”丁淑芬说。

这封信，让安素珍心中不是滋味，对爸爸的恨更深了：他究竟有多少个女人，多少个孩子？如果不是因为他，我的一生，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痛苦。
安素珍出生于1947年，后来全家搬到北京。5岁时，妹妹出生了，之前对她有求必应的母亲，突然变了脸，经常没有任何理由地让她罚跪，有好吃、好穿、好玩的，也都只给妹妹。甚至每次看她的眼神，满满都是嫌弃。
上小学时，有一次学校里组织看电影《洪湖赤卫队》，母亲不让安素珍去。老师知道了，掏钱给她买了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让母亲知道后，她竟然拿起身边的板凳就扔到安素珍身上，还拽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
这事儿后来被街道办主任知道了，上门干预。母亲强硬地说：“我的孩子我该打就打，你管得着吗？”后来，安素珍再挨打，也没人敢管了。
而每次母亲打骂她时，她的父亲总是躲到一边，假装没有看见。安素珍受了委屈找他告状，他也总是低着头一语不发。
这样的遭遇让安素珍从小就噩梦不断，梦里都是母亲恶狠狠打骂她的样子。她常常躲在角落里无助地哭，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她在母亲面前努力表现，拼命讨好，可一切都无济于事。

安素珍和父亲


父亲的工资每月都交给母亲，有时偷偷攒下一点钱，会趁母亲不在时，带着安素珍出去买好吃的。吃完总叮嘱我：“千万不能告诉你妈。”
慢慢地安素珍知道，父亲在这个家里是没有地位和话语权的。

十三
12岁时，安素珍跟随家人到东北舅舅家小住，舅舅的女儿有一天突然神秘地对她说：“你的妈妈不是你亲妈。”
安素珍去问母亲，母亲听了大发雷霆说：“既然我不是你妈，那你去找你亲生的！”从此，安素珍再也不敢提这个话题。在泪水和恐惧中，安素珍度过了灰色的童年和青春期。
21岁那年，安素珍闪婚。她迫切地想要逃离这个冷冰冰的家。结婚后，虽然母亲不再打她了，但她依然还会做噩梦。一年后，丈夫调到湖北工作，她毫不犹豫地跟着他去了湖北。这一去，就是多年。
1973年时，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不知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安素珍总是做同一个梦，在梦里，她走很远的路去找父亲，最后走进一个军人家，有人告诉我，那就是你父亲，但她一看，却是一张陌生的脸。每次做这个梦，她都会哭喊着“爸爸”醒来，家人一度以为她中邪了。
有一回坐火车，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仔细端详了安素珍许久，突然对她说：“你家里有人做大官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安素珍听了直苦笑，他那懦弱无能的父亲，不过是街道办小厂的工人，哪可能呢。
不久后，孩子出生了，因为工作太忙，安素珍将女儿送回北京，交给母亲帮带。等她后来回家探亲时，女儿哭着对她说，“姥姥偏心，有好吃的只给妹妹，还经常骂我。”
安素珍听了，特别难过，小时候的事儿一下涌上心头。她找到母亲，准备好好沟通一下。谁知说着说着，母亲又骂开了，多年的委屈让她再也忍不住，激动地大声问她：“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这么多年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到底错哪了？”
母亲铁青着脸，一语不发。躺在床上的父亲说：“爸知道，爸知道。”
安素珍哭着冲出家门，60多岁的父亲在后面气喘吁吁地追，追了好远的路，追上后，父亲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流泪。

十四
1987年，安素珍从湖北回北京，突然发现家里人都不见了，邻居告诉她，他们搬走了。安素珍愕然：搬走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辗转找到亲戚打听，终于找到了父母家的新住址，母亲见了她，一脸不悦地说：“今天我就把话给你挑明了吧，你不是我亲生的，你的父亲是 国 民 党 的一个军长，南方人，生你时都四十好几了，早年我生养不了孩子，才把你要来养。”
母亲的话，犹如一盆冰水，让安素珍从头凉到脚，那么多年虽然心中也有过很多次怀疑，但这话真的从母亲口中说出来，她还是很难接受。
母亲告诉她，“你的父亲是在青岛宁波路1号把你送给我们的，你那时全身长满疮，还是我们带你去打针医好的。”
这一年，安素珍已经40岁了。不惑之年，这张纸，终于被无情地戳破了。
10年后，养父去世。安素珍和养母、妹妹基本上断了联系。
直到2009年的一天，她做梦梦见养父，养父告诉她：去看看你妹妹吧。这个奇怪的梦，让安素珍再一次回到了北京。年迈的养母，已经住进了敬老院，连说话也没有力气。
不管怎么样，那毕竟是把自己养大的人。安素珍找到妹妹，想和妹妹商量照顾养母的事，妹妹却告诉她一件事，“你的亲生父亲，是李弥，我从小就知道，但是姥爷给全家人定了死规矩，不能对外说，也不准告诉你。”
安素珍愣住了，这是她第一次知道亲生父亲的名字。他是谁，长什么样？
想起养母曾说他是 国 民 党 的一个军长，回到家后，安素珍立即打开电脑，在搜素引擎里输入这个名字，很快，电脑中跳出“国 民 党 军陆军中将、第八军军长”的字眼，一张陌生的脸印入眼帘。
当时，桌子玻璃板下刚好压着安素珍的照片儿，她低头看看自己，又看看那张陌生的脸，发现真的很像。


这一年，安素珍62岁了，第一次知道了亲生父亲的模样。
当她看到父亲于1973年在台湾去世的信息中，突然想起那年她反复做过的那个梦：这是冥冥之中的心电感应吗？
整整一个晚上，安素珍就那样坐在电脑前不停的搜索，直到累得瘫在椅子上，心里有无数个问号：既生下我，为何又要把我送给别人？还有我的母亲，她又在哪？
她决定，寻找答案。

十五
安素珍求助于媒体，当了解到台湾人可以看到厦门的报纸后，她设法联系上了厦门商报，并在记者的帮助下，刊登了寻父启事。

2009年4月27日，厦门商报的B5版刊登了标题为“一女士自称国军李弥女儿”的文章后，台湾的一位金先生联系她，帮她找到了《李弥自传》。和李建坤一样，安素珍也失望地发现，这本自传里，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她。
安素珍曾从养母口中得知，她是1948年在山东青岛被送给安家抚养的，她把这个细节告诉了厦门商报的记者。后续的报道出来后，潍坊的一个市民宋先生证实说，他老伴的姑妈曾经与李弥的姨太太一起，从潍县（现潍坊市）撤往青岛，当时这位姨太太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老伴的姑父黄先生是李弥部的军需官，追随李弥多年，后来全家都去了台湾，如今，姑妈、姑父都已经不在世了。
唯一的线索，却因为当事人已经去世，无从查证。安素珍渐渐放下了寻亲的事。她做梦也没想到，9年后，一封来自台湾的信，让她已如止水的心再起波澜。
2018年清明那天，安素珍收到了一封署名丁淑芬的信。丁女士在信中说，她在台北市政府社会局下属单位工作，曾经看到她登报寻父，三年前，她认识了寻找生父李弥的昆明中医李建坤，“你们可能有血缘关系，可以联系看看。”
按照丁女士提供的电话号码，安素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李建坤打去电话，电话很快接通，她问，“喂，是李建坤吗？”
没想到，对方没有回答，反问她，“是大姐吧！”
一句发自肺腑的大姐，让安素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水。
放下电话，安素珍就收拾行李，奔赴云南昆明。在车站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素未谋面的姐姐和弟弟，一眼就认出了对方。这两个同父同母的姐弟，终于相见，姐姐71岁，弟弟69岁。

历史对于他们，是残酷的，也是幸运的。这场党派之间的战争，让太多的血脉天各一方，或在茫茫人海中，擦肩而过。

十六
姐姐和弟弟一起，慢慢拼凑起了这个家庭的历史。
他们的爸爸李弥出生于1902年，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一生戎马，打满了整个抗战。
在遇到他们的妈妈之前，李弥有过三任妻子，第一任妻子在老家盈江，后来离婚，育有一女；第二任妻子死于日军的轰炸，留下一个儿子；第三任妻子名叫龙慧娱，没有生养孩子，最后陪着他去了台湾。
妈妈比爸爸小26岁，他们在昆明相识。
1947年，安素珍在山东出生。不久后，李弥部队南调，参加淮海战役，最终全军覆没，李弥化妆成农民，逃往青岛。在青岛，将女儿送给自己姓安的警卫抚养。
安素珍这才知道，她的养父，原来是李弥的警卫。
到了1949年，李建坤出生，李弥奉命回到云南之际，将妻儿安顿到云南曲靖。不久后，云南解放，李弥逃往香港，随后前往缅甸，聚拢残部，试图反攻，并于之后撤往台湾，1973年病逝。
“当时兵荒马乱，他自身难保，不可能带着你走的。”李建坤宽慰姐姐。姐姐反问，“那爸爸为什么没有带着你和妈妈去台湾呢？”
李建坤了无法得知。乱世之下，即使是万人之上的将军，又能怎么样呢！
李建坤找到妈妈年轻时的照片，送给姐姐。那是姐姐第一次看到妈妈，长长的辫子，和她年轻时一模一样。

李建坤无从得知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为什么妈妈在世时，从来没有告诉他，他还有一个姐姐。安素珍为此也有些失落，难道妈妈也忘记她了吗？
直到他们来到妈妈的墓前，李建坤对着妈妈的墓碑说，“妈妈，我把姐姐找回来了，这个家，终于团聚了。”
看到墓碑上的名字，姐姐说，“你知道妈妈为什么叫李小香吗？”李建坤解释说，妈妈原名赵云仙，后来改名李小香。
姐姐满眼泪水地对李建坤说，“小香，那是我的小名。”

（全文完）

后记：
在采访完这个故事后，我迅速联系了居住在泰国清迈的李祖耀先生，他是李弥将军的侄孙，是李弥家族在海外的主要主事人。李先生迅速飞至昆明，经过多方印证，认可李建坤先生和安素珍女士，是李弥将军失散多年的儿女。
此文与谢莹女士联合采写，特别致谢。
即使一个将军，因为战争也妻离子散，何况平民百姓呢！

乱世人生，堪称传奇！

嗨，与吾等年龄相近，却往事蹉跎！让我们一起“保八争九”、平平安安过日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