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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泰平 我也说富锦兴隆知青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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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朱 发表于 2018-6-7 19:44: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

   自从一位袁作家写了诸多个富锦兴隆知青的故事后,顿时,我们这些原来被忘记在边缘的小知青也有沾光,突然也会被人东追西堵,问这问那,是核实大作家所叙之缘由,还是更深层次挖掘和寻找大作家剩下或遗漏的故事,或者是否还有比“凋谢的兰”更可怜更凄美的真人真事。


我也是富锦兴隆公社的杭州知青,我也认识多个作家朋友,加上我自己也写了许多个知青题材的散文和纪实小说。所以好多读者也希望听我说说兴隆的知青故事。
   

这几年,知青的话题一下子纷杂繁多,因为一代知青都在急着回忆往事,老了,再不唠叨唠叨,会留下遗憾和后悔。每次老知青聚会,大家都很认真地,挖心挖肝的捣鼓那些已经过去五十年的旧事儿。有提到伤心事,嚎啕大哭的,说到开心话,手舞足蹈的。一代知青,话就一代历史,撑起一个民族,兴盛一个祖国。这半个世纪的主人说是一代知青,丝毫不为过。
  

每一个知青都有一个故事在身,富锦兴隆的知青可能故事较多些特殊性。兴隆的知青有三分之一者是干部子弟,省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还有省委常委,还有省长和多个副省长,厅长局长满满皆是。他们(她们)往你身边一站,你就能感觉到普通百姓子女身上没有的故事。

袁作家讲述了凋谢的兰的故事,在富锦在兴隆,在黑土地上,还有更多更惨的知青故事。有死在奔跑马车轮下才十多岁的花季少女;也有下嫁农民,怀揣腹中之胎,投入水缸而夭折的准妈妈;也有人活着的而疯了一辈子的。这些让我们知青闻而伤心啼哭流泪的故事,早在北大荒时就在我们知青中有传闻。曾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不写写这样的故事。我说,不能写。因为人死需要安息,不要去打扰她们渴望超度的灵魂,也不要将过去了几十年的旧事,让她们的父母和亲人们再次流淌心中的血和泪。
  

2012年8月,我回到兴隆公社(已改名为宏胜镇),碰到一位杭州女知青,已经做了元祖母,她的女婿才40挂零已做了外公,女婿在富锦县城陪我一整天,他对我说:丈母娘完全同化于东北人,连说话的口音和腔调也纯粹是大碴子味儿了。我想与做了元祖母的杭州老乡好好聊聊,女婿说,别打扰她了 ,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回杭州,和家乡的人几乎没有联系和往来。我想也是,她现在活的平静心安理得,与满堂子孙好好的过着日子。聊起旧事会让她伤心,我也于心不忍,就留下了几条杭州的真丝围巾。

  袁作家说起兴隆知青的档案,本就是很简单的事。一个黄色牛皮纸袋里面就几张纸。一份是学校学生毕业的登记表,一份上山下乡登记表,这两份表格前者由自己填写,由学校盖章;后一张表由接受单位兴隆公社革委会盖章。还有一份父母单位提供的材料。我曾经因工作关系,查阅过一些知青的档案,档案中有好多父母亲单位或所在居民区提供的材料。我的档案中,父亲单位注明的是:X X X ,军统特务。文革结束后,我父亲被彻底平反,父亲单位保卫科领导当我的面销毁了那个装档案袋中的结论材料。也有些档案中的材料,看后让我哭笑不得,这些材料多半是书写在一些小纸条上,也有写在学生作业本撕下的纸上,也有就写在一个香烟壳上。比如:某某母亲偷了隔壁邻居的几个煤球,某某父亲在单位食堂偷吃了菜素,还有,穿游泳衣在走廊弹风琴,等等荒诞的却铁证如山的档案材料。对于这些历史材料一旦装进那个黄色牛皮纸袋,谁也不能随意消除,于是陪伴你终生,并且一代代传下去。
  兴隆知青档案,发现少几份表格,区区小事。而兴隆知青档案真正引人发靨和心悸的不是少了一份表格,而是公社的广播站,向全公社的贫下中农和知青公开宣读知青的档案。

   1969年的五月,大多数知青已经慢慢平定下心来,开始和贫下中农一起下地干活儿。我们知青参加最早的活儿是:踩格子。那是北大荒最简单,可是最烦躁,也是很累的活。一条黑黑的足有十多里长的地垅,用牛扒犁从中间往垅两旁翻起浮土,然后在垅中的豁里扔下苞米或大豆种子,然后又用爬犁把两边的土往上垄。我们知青和一群妇幼儿童组成一支队伍,每人手里拄一根柴火棍,在那条约20公分宽的松软的土垅上走路,老乡管这个活叫:踩格子。目的是把刚放入土表面的种子踩实,在泥土中而不会受冻。我们从凌晨三、四点天不亮下地开始踩格子,除了中午回屋啃俩苞米餅,喝几大口井水,再接着踩。日出日落一天,在湿润松软的土上走路身子不稳,要求后脚踩着前脚印,如模特走的猫步,所以时常前倾后仰,摔个跟斗,还要时不时蹲下来把掉进棉鞋里面的土垃坷倒出来。生产队规定我们穿比自己脚大上几号的棉胶鞋,于是,我39号的脚穿上43号的鞋,应为这样压在土垄上的压强面积大和实。就这样,每天歪歪扭扭走上六七十里路,傍晚收工回到家,个个人仰马翻,一头倒在炕上像昏死一般。(现在在操场跑道在林荫小路上走路,时不时会想起:踩格子)

那天,刚过晌午头,下地干活走半道上,突然乌云密布,紧接着下起了豆粒般大小的冰雹,幸亏那季节还穿着过冬衣服,大家把衣服蒙脑袋上就一个劲儿往家跑。冰雹过后,生产队长慈仁宣布:下午歇力。我们知青高兴的就在炕上蹦立起来,高呼:乌拉!万岁!
  

下午,我们还趴在土炕上蒙在被窝里睡大觉,突然被吊在梁柱子上的那个广播喇叭里发出的义愤填膺的声音吵醒。广播员说:我要告诉贫下中农同志和广大知青们,来我们这里插队落户的有好多人是坏人和敌人的后代。于是广播员就开始阅读一份一份的知青档案材料,这样的档案宣读一直延续好几天,可惜那时的通讯设备太差,广播里传来的声音也老是嗡嗡的听不清楚。但是,也多多少少听到了一些。也就是从那些公开的档案材料中,我们知道了,原来省委书记、省长,还有那么多的干部子弟也和我们在一个公社插队种地。
  

隔了两天,公社广播员兰姑娘从公社回家休息,(她住我们大队二小队)路过我们生产队地头,对我们说:啊呦,我的娘呀,我读你们杭州知青档案,吓得出一身鸡皮疙瘩,咋来那么多的坏人呀!她还说:公社赵主任喊话了,我在这里当主任,这些黒六类子弟该好好整整。这个叫赵应堂的年轻的公社革委会主任,是造反派,没干多久就下台,并被上级带走了。后来又有话传到兴隆知青耳朵里,说东风大队有知青的爸爸是当时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的入党介绍人,一封信,就把那赵主任送到不知那个角落去反省自己了。
   

这一个兴隆知青档案的风波,来的匆匆,去也匆匆,可是在我们兴隆知青中应该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楼主| 古朱 发表于 2018-6-7 20:07:22 | 显示全部楼层

          (二)


去富锦的专列是1969年3月9日上午9时45分从杭州闸口发车的,一大早,停在旷野中的绿皮列车就被送行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包围的水泄不通。我坐在最前面的第二节车厢,看着这架势,我让送行的人早早回去了,一个人静静的坐那里。这是我出世以来所经历的第一次热闹悲怆场面,心里扑通扑通的,也不知道这火车一开,我们将会去一个什么地方?


火车拉响汽笛准备出发时,突然从列车头过东南边,走来一行人,走在前面的是杭州的老市长王子达,他当时是市革委会的主任。王子达走到我的车厢窗口旁,我赶紧使劲弯腰俯下身,王主任的个子也不高,我好不容易在离开杭州前几分钟和市领导握握手,算是给自己心里一个安慰。我们车厢后半节大部分学生是开元中学的。有些个大概是文革的活跃分子,所以看见市领导来送行,就趴在窗口大声叫喊起来:老王快过来,我们是你的保皇派,我们要去北大荒了,过来握握手。王子达勉强的留着笑脸走到窗下,几个学生就一起拽住王子达的两个手,嘴里叫:一 二 三 ,把这位市领导几乎拉上半个身子,整个人离开地面,脑袋几乎都快攀上窗口,场面好不尴尬。


列车的轮子终于随着汽笛的鸣叫缓缓行进,列车车厢里一千多人在叫、在哭,列车外几千人在叫、在哭,整个旷野被哭声和叫声所淹没。唯有我们车厢在轰隆隆的轮子和铁轨摩擦声中,留下了几句话在空中飘忽:老王,王子达,我们走了,我们和苏修老毛子打仗去了,再会! 专列载着一千余名知青消失在八千里路云和月。


临出发前一天晚上,我曾一个人悄悄钻进铁路城站旁莫邪塘边的一个低矮的小坯屋,里面住一位老人。老人在解放前是地方民团的团长,早两年从黑龙江劳改农场释放回来,平时就在河里扣虾摸螺蛳度日,他幼时读过私塾,肚皮里藏有许多故事,我平时喜欢听他道东说西。那天晚上,老人说:“开门放水招灾祸,三岁孩儿白了头,婚姻不可逢此日,死别生离是可愁”。他解释:农历正月廿一,三月九的黄历宜少忌多。老人要我一路遇血光为避。


说出事,果真是出事。富锦专列从杭州闸口发车,一路上就打打闹闹没有消停过,尤其是我们车厢更乱,那几个学生敢把市长拿来随意玩耍和嬉笑,所以在列车上更是无所顾虑了。嘴里叼个烟,从这个车厢窜那个车厢,来回蹦跶。我们铁中的学生较文静,不会惹事,见了也就一边避开。列车一路摇摇晃晃,3月11号晚上到哈尔滨,终于来事了。  

十年前,我曾经写一篇文章《尘封四十年的凄凉开场》,很多的网站都转发了。有人问我,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我说:我就坐在那节车厢,暴力事件就发生在我身边。我目睹了事件发生从头到尾的经过。后来有铁路内部传出来说:富锦知青专列上因一个苹果引起的武力暴行事件,在3月11日晚子夜,紧急上报铁道部,公安部,国务院,以致下令派荷枪实弹的解放军上车,对专列实行军事管制。但是,我始终不明白,那么大一件事,轰轰烈烈,文人墨客没有去挖掘,没有笔下生花成为知青的历史故事。


北国疆域的哈尔滨,对我们一干知青的到来是欢歌载舞。三月的哈尔滨依然是寒冬,晚上就更冷了。站台上多站一会,我们就被冻得全身直哆嗦,所以那些使劲的上下甩手和不停来回踢腿的“忠字舞”,并没有让我们的心情好些。列车在哈尔滨停站时间长,好多人都跑出车站,等列车开也没有回来。


列车“涳咚”一声前后来回颤动两下,车轮转动,一位戴法兰西小帽的男生,摇晃晃走到我座位的前侧。那里坐一位是杭州一中的女生,白净的脸颊上架一副眼镜,外披的棉大衣敞开,里面是一件蓝色列宁装外套,文质彬彬,她正捧着脸贴近车窗玻璃向外张望。“法兰西小帽”走过去,在挂行李架上的网兜里,随手抄出一个苹果,在自己的衣服上一擦,随即“咔嚓”咬一大口。女生转过头来发现,也很干脆的说:流氓 !流氓 !! “法兰西小帽”说:你再骂一个,给你吃个巴掌。旁边正好走来一个瘦长个子也戴眼镜的男生,说:打女人,不是英雄。啪!清脆的响声,是从瘦个子男生的脸上发出,黯淡的灯光下,清晰的看见他的脸上留下了血色手指印。


“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瘦个子眼镜坐前一节车厢,是杭大附中学生,那一节车厢的一百多号人,全是一个学校的。“法兰西小帽”被闻讯而来复仇的支援者痛揍一顿,狼狈而跑。


这场战争很简单,“法兰西小帽”这一拨要冲进杭大附中的车厢捉拿“凶手”,那一节车厢内的学生要誓死保卫自己,所以,围绕着那个进出的三尺小门,你来我往,打的昏天黑地。有好几次,进攻者已经冲进去,然而又被对方狠狠地扔了出来。从哈尔滨到佳木斯,专列行驶约八个小时,中途还临时停车两次。战争双方终究不分胜负,直至佳木斯。列车进站还没有停稳,每个车厢门就被冲上来的解放军把守,然后,整个列车被军事管制。


等平静下来,大家才发现车厢过道上,躺着许多满脸是血的伤员,嘴里嗯啊哼啊,不停的叫唤和呻吟。座位、行李、厕所,凡是可以拆的都拆下当武器了,前面那节车厢的玻璃窗全打碎了。等我们到了生产队后,铁中学生收到铁路上工作的父母和同学的来信,第一句话就是:受伤了没有。还告诉整个列车内的设施几乎全毁了。


下乡一年后,知青开始相互交流走门串户,我也认识了开元和一中的多个学生,他们说当时都参加了列车上的战争,有主动加入的,有被胁迫的。他们中也有和我成为朋友的:几十年过去,我还记得他们的绰号:鸡骨头,哈巴狗,猫儿,乌龟,烂鼻头,臭虫,西瓜皮,小钉儿等。我曾经问小钉儿:你这么小一点个子,瘦吧拉几的,能派啥用场。他说:我就是帮助拆行李架,然后把武器运到前方。墨墨黑的天,前方的“敌人”啥样子,一个也没有看见。还有西瓜皮告诉我说,他的任务是,列车停下后就用铁棒去砸前面车厢的玻璃窗。因为个子太矮了,拿根棒子也够不着窗子。有人说扔石子,西瓜皮也捡路基上的石头往上扔,没有扔准,石头掉下来落到了身旁战友的头上,被赏赐了一个嘴巴。1995年,我在西湖一公园碰见乌龟,那时我们都在政府机关工作。俩人说起富锦专列上发生的事。他说:那个辰光真当是伢儿,有人说往前冲就跟着冲,也不知道后果。我说你有没有去参加打闹。他说:去了呀!那个口气,让人感到去参与才略显英雄豪迈。我们都说:小时候,不小心把教室的玻璃打破,赔两角八分钱。后来文革了,起初,用一个弹弓,偷偷的弹射学校的玻璃,到了大家都造反了,就干脆拿个棒子或石头往学校的玻璃上砸,没有人来管。这下,砸列车的玻璃也不眨眼。


我也和一位杭大附中的学生聊天说起列车上的事。她说:双方刚打起来,大多数人害怕,女生更紧张,想躲想藏想跑,但没有后路。所以,只能大哭大喊。后来被逼也投入了保卫战。因为,不战则败,如果被对方冲进车厢,就做了俘虏,下场一定很悲惨。有一位引用《史记》 廉颇 蔺相如列传的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一位女生还说:黑暗中,她座位窗户突然伸出个脑袋,她顾不及是什么,用一块板就往黑呼呼的脑袋上砸。也有一个告诉我说:北大荒寒冷的夜晚,火车一个劲往前跑,凛冽刺骨的寒风像一把把尖利的刀子,从已经没有玻璃的窗户中狂卷进来,在我们的身上任意撕割。有一位说:我们最怕临时停车,几次临时停车,你们那里的一批疯子,从四面八方往窗子上爬,但都被我们一次一次的打垮了。他开玩笑说:我们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英雄一样,越战越勇。附中的同学后来回忆:当时,最鼓励我们的是毛主席的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还有: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1970年,麦收后,兴隆公社召开知青大会,我看见了她。列车上,她指着“法兰西小帽”,勇敢地骂道:流氓!流氓!知青会议上,她依然双手托住脸,文静地坐在东风知青的一排位置,会议司仪报了她的名字:袁 X X,她勇敢地走到台上,激动的说:听毛主席话,在农村、在边疆,干一辈子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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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古朱 发表于 2018-6-7 20:19:09 | 显示全部楼层
                 (三)

      1971年1月21日,一大清早,生产队长就隔着窗户纸在外大声嚷嚷:青年,青年,起来了没有?(老乡们都习惯叫我们“青年“)。       本想好好睡个觉,因为连续在场院打麦子已经半个多月,一个人如去阎王殿走了一圈,全身的精气神都被吸干了。早一天,才下场子,用大铁锅烧好几锅水,男生和女生都使劲把身子擦擦清爽,在烧的滚烫的炕上倒头就睡。一天一夜,没吃也没拉。

        队长一脚踹开门,我们的门从来都是虚掩着的,冬天常常被冰雪冻住,用劲才能推开。队长在外屋说:今晚生产队分钱,财粮官(出纳)从兴隆公社捎话来,让队里去俩青年帮着把钱求(取)回来。分钱即分红,苦了一年,今晚要兑现一年的劳动果实,大家都来劲,把一连半个多月的紧张和劳累都忘记了,就连几位女生也争着报名要去完成这差事。

        1970年是我们知青下乡后最稳定的一年,经历了浮躁和幼稚,我们逐渐走向成熟。这一年,兴隆公社召开了知青大会,成立了知青演出团,好多知青还担任了生产队的队长,会计,代课老师。知青之间也开始友好往来,串个门,谈谈人生,说说明天。我插队的胜利屯在兴隆公社的最南面,建队时间短,黑土地之外是一片沼泽地,满目尽是大草甸,交通不方便,买点儿油盐针线也要徒步十二里地。条件艰苦,但是我们也认了,大家都正儿八经开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没事儿,就天天参加各种地头活儿。头一年没怎么好好干活,年终分红还拿了100多点钱,尝到了甜头,大家觉得只有好好干活,多分点钱,才是最实在的道理。

       秋收过后,队长抓一个苞米棒,掰开外面叶子对大伙儿说:瞧瞧!这成色,这粒儿,让谁瞅,谁都嘚瑟。这年的大豆也好,个大滚圆透黄贼靓。村里的马老板(赶马车的)每次送公粮回来都是笑眯眯的,手里揣着的纸条上有粮库签盖的戳:一级。小麦的长势也挺好。队长还对我们开玩笑说:好好干,明年在这北大荒取个媳妇,就不惦记家了。老乡们的心里乐滋滋的,我们青年当然也高兴,多些分红,钱揣兜里不气喘,走路挺胸硬腰板。

       那一年的雪来得早,没到霜降,天上时有飘飘扬扬的雪花在洒落,大地已经开始受冻。生产队的麦子早两个月就收镰,割高梁、割苞米、割大豆,都是受苦的活儿。割小麦可是北大荒最累的活,而且是技术活。几十个人,一排拉开,你追我赶往前割,十多里长的地,割到头再换块地往回割。猫着腰得一整天,我们知青真是吃不消。还有割麦子的镰刀有讲究,农民的镰刀刃上,放几根头发,轻轻一吹,断了。那刀光闪闪,麦子都齐刷刷的倒在地上。我们不会磨刀,镰刀像锯子,割麦子整个儿是拽麦子。所以,我们撵不上别人就不跟趟,拉在后面就影响周围旁边的社员干活。队长安排我们去拽麦捆,把别人割下的麦子一手索一个捆,从两边往中间拽,让那些老农民码成一个个麦垛子,等冬天公社派来拖拉机再脱粒。生产队有三百多垧土地,(一垧十五亩)有2000多亩是麦田,早晨,金色的阳光下麦浪滚滚,夕阳下,霞光落在齐刷刷的麦茬子上。我们知青同样是暗暗高兴,虽然累的蔫啦吧唧,但暗暗享受丰收的喜悦。

       北大荒其实很美,劳动之余,我们也在一起说说北大荒的美景,队上不安排活的时候,我们就结伴去沼泽地采摘黄花菜,或去大草甸深处玩玩。春天,方园几十里的黑土地上是一望无际的含着露珠儿的秧苗,亦如青青的方草地,空气中是满满的沁人的清香;夏天,一眼望不到头的高粱和苞米地,如一片黄澄澄的浩瀚的青纱帐,让我们感受到自己播种的庄稼离收获的季节并不遥远;秋天,阳光下,微风下泛起滚滚的金色的麦浪,交织如诗如歌一般的浪漫。清晨,每当炊烟袅袅升起,我们沐浴阳光和雨露,荷着锄头踏走向黑土地深处;晚上。我们披星戴月,拖沓在老牛的身后,一拐一瘸回到冰冷萧瑟的茅草屋。那时,我们从来就没有兴趣,也无暇关注和欣赏那一片美丽的田园景色。2012年8月,我重回生产队,正是即将秋收的季节,我独自站在那片仍是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大田边上,(麦田已经改种水稻)抓起一把黑土,湿湿的,我能感觉这里面浸润着我们知青的泪和血;晚上,我仰望天上密密麻麻的闪烁着的星星,我不由感慨:同一爿天,同一爿地,叹息!当年的青年亦老,与浪漫的诗画已渐远而不复返。

       那年头,农民在地上种什么种多少,得按政府的计划去做。国家征收公粮份数最多的是小麦,所以生产队大面积种植小麦,而缴足公粮后,生产队留下的不多,我们每个知青和社员一样,每人每年的口粮中仅仅分到六十斤麦子,脱谷去麸后也就不到四十斤面粉。

       麦子打场的活儿即将开始。1970年的元旦前后,我们知青都跑回杭州了,所以不知道这活儿有多累有多苦。场院设在我们知青三间屋的西头,队上派我们几个青年去整场院,每天赶一辆老牛破车,拉上,两个大木桶,上井台打满水,然后把水浇在已经平整好的土地上,水就变成冰,一层一层往上浇水,直至结冰有二寸厚。几天下来,一个足球场大小的亮晶晶的冰场子就建成。

      打场前一天,队长跑我们知青屋作战前动员,郑重其事地說:一年中最冷的天,在露天干活,下大雪也得干,刮大烟泡也得干,虽说打场这活儿不算顶累,但是一天得干上十二个小时。队长的意思是,你们知青得有些思想准备,一旦定了岗位,不能缺人,因为进场子脱麦粒的是公社派来的康拜型拖拉机,就给生产队十五天时间,必须干完,并且要把麦子赶农历年前全部送交公粮入库。

       打场分两班倒,我们早上六点上场院,干到晌午十二点,另一拨人换岗。晚上六点,我们再接着上岗到深夜十二点下班。平时知青的活儿,一年干到头,都是和村里的老娘们、小嘎子们一支队伍,干的活没有技术成分。打场子,分两班倒,太累,老娘们和小嘎子就不想干了,所以人手就少了,场上杂乱的活就包在了我们青年的身上。三九寒天,北风使劲地呼啸,冰冻的大地到处能跑车,听说坦克也从封冻松花江上开往前线。可是,我们和农民还得坚持在零下40度以上的露天里干活。打场脱麦粒,就是把秋天收割下来的麦子,连杆带穗塞进轰轰叫响的康拜型拖拉机的那个大嘴巴里,那麦秆、麦秸和麦穗在机器中绞成碎屑和尘灰,从机器中争先恐后飞出来,把我们紧紧的笼罩在一片厚厚的迷茫的尘雾中,然后使劲往鼻子往嘴巴往眼睛往耳朵里钻,一天干活十二个小时,感觉心肺和脾胃都胀鼓鼓的。虽然我们头上戴着狗皮帽子,嘴里还戴着口罩,脖子上还有围脖,但是,不用十分钟,尘烟把我们熏抹的谁也不认识谁是谁。

       干活儿不分白天黑夜困乏。一天没睡几个小时,经常是一边在干活,一边已经闭上眼睛打上了呼噜。渴了,我们就在麦垛上抓一把雪润润嗓子;饿了,拿几个苞米棒子或土豆,放拖拉机的排气孔上烘着吃,这样填满肚子,下班回家一头倒炕上可以多睡一会。干活儿又脏又累,六个小时,机器在转人在干,我们经常是上身出汗,脸上冒热气,这些热气又立即变成霜和冰渣,眉毛和眼睛被黏糊在一起。因为老是站一个位置动手不动脚,所以脚上又冻得受不了,老乡教我们把苞米的嫩叶用棒槌砸软乎后晒干,然后垫在棉胶鞋内,刚垫着也暖和管用,一天下来被脚汗弄湿了,如果忘记烘干,那就受累,脚趾头和鞋子冻一块。所以,我们干活时,就不停地跺脚,还经常得把脚从鞋子里拽出来,用嘴里的热气把脚趾暖和暖和。后来,我们才知道,村里有好多走路一瘸一拐的,是脚趾头被冻死了,成终身残疾。

       前些日子,央视的综艺节目中,有一位自称是来自杭州的女嘉宾评委,说:东北人口才都好,是因为东北农村天冷,一年只干半年的活,还有半年就闲着唠嘴皮子,所以练就了好口才。参演的两位二人转演员点头连说,是,是。纯粹是胡言和瞎话。我们在北大荒几乎是从大年初一干到了大年三十。

       半个月的打场结束,像似结束了一场战争,我们胜利了。几个女生激动的拥抱在一起,哭了!男生找来一瓶白酒,你一口,我一口,干了。

       分红的钱装在一个麻袋里,临近天黑,两挂马车驼着那一麻袋钱进村,马老板一边用嘴吹口哨,一边把长长的马鞭在空中甩一个漂亮的弧,发出清脆的“啪啪”响声。大家都围上前去,都想看看那一个平时装粮食现在装着全村人的血汗钱的麻袋。

       分红,在生产队的马号进行。早一周,记工员和大家核对了出勤日,会计宣布了今年每个工分的分值,每个人该拿多少钱,不知道。队长说:不用多问,21日晚上瞅着钱自己数数就得了。分红开始,记工员叫一个名,会计和出纳让你在一张纸上盖一个戳,没戳的摁一个手指印,然后给你一叠钱。

        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钱,捧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我们知青最多的分六百元,少的也有四百多,北大荒的钱都是两元一张的,几百张纸钱捧手里,个个心里是乐颠颠的。这天晚上,我们全无困意,十个男女知青围坐在小炕桌前,一年的辛苦钱都扔在炕上,撒一大堆。打开一瓶从公社带回的北大荒白酒,72度。没有下酒的菜,炒了一大盆瓜子,能喝的不能喝的,每个人的碗里都斟了白酒。大家用沙哑的嗓子,齐声说:干杯!我们是杭州的知青!泪水和酒,一起流进我们知青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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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古朱 发表于 2018-6-7 20:24:25 | 显示全部楼层
                (四)

      富锦知青专列满载着疲惫和伤痕,于1969年3月12日凌晨四点多驶进铁路福利屯站,一千多号知青好不容易拿上行李聚集在站台上,原本狭窄陈旧的小站,一下子来了那么多南方客人,显得局促不安。还没有容杭州知青们弄清楚:这是什么地方?突然,停电了!黑暗中:有人突然大声尖叫,有人突然失声嚎啕,有人突然狂鸣口哨,……。有人趁机闹混当,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幸亏停电时间不长,几个知青队伍中的小混混,在众人的怒视下,尴尬的笑笑,跑了。

        一年以后,遇几个知青朋友聊起此事,有一位自责,说:那天在福利屯车站,突然停电,我们觉得好玩,所以就在人堆中乱窜,见到包就拉一下,也摸到了身子,也摸到了手表。灯一亮,怕挨揍,赶紧跑。

        三月的北大荒,太阳落山大地冰冻,太阳升起,道路化冻为泥泞,所谓的路是从草甸子中把带草的土垃坷往路基上层层覆盖,这就是北大荒的路,也叫国防公路。后来,我们知青被派去修国防公路,就是把草甸里带草的土,弄到路基面上,然后整平,修了半个多月的国防公路,连一车石子和一包水泥也没有看见。

         出富锦县城,过二龙山,汽车开始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像一条在泛起波浪的水面上摇晃的船只,一会儿被抛起,一会儿又沉落,我们坐在车上时不时前倾后翻,不是头撞上了车顶,就是鼻子碰上了前座,稍不留神,头上撞出了包,鼻子碰出了血。而我们谁也不知道大客车将开往哪里?
      
        在杭州出发前,学校组织去北大荒的知青进行军事训练。官方的说法是:边境地区实行军事化管理,你们将骑上骏马、手持钢抢,是驰骋在千里边防线上的光荣战士。还让我们观看电影纪录片。电影上的兵团知青,身穿黄色棉大衣,头戴长毛绒皮帽,脚蹬黑亮靴子,骑在飞奔的马上,好威风,让我们好羡慕!我们也领到了一套从头到脚是黄色的棉质冬装,穿上发的衣服,站在杭州市人民大会堂的台上,振臂高呼口号,还接受领导的接见。那时,心情激动昂扬,恨不得早点飞翔。棒打狍子瓢勺鱼,蓝天白云下绿色的草原,白色的羊群,奔驰的骏马。一幅幅诗意画卷已经烙刻在我们幼稚的心灵。

        兴隆公社在富锦县的最南端,而我们红星大队在兴隆公社的最南面。大客车停在一座马号旁,已是正晌午,
目的地到了。我们看见的是:屋顶还留着积雪的茅屋,油腻发亮的黑色棉袄裤,摇着尾巴在人群中串来串去的狗,蹲地上懒洋洋嚼着舌苔的黄牛,昂起脖子嘶喊的骡马,满地一坨坨的牲口粪便,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几乎都在怀疑这是真的吗?有人喊:我们上当了。也有人说:把我们拉回去。有人哭滴滴吵嚷嚷不想下车。

        就在下车还是不下车那份僵持下,突然有一位穿着干净利落、扮装与众不同的老大娘,分开人围,在别人帮助下攀上汽车。当时,我们知青不分男女穿的一色黄棉袄裤,老乡不分男女老少穿的一色黑棉袄裤。而那大娘穿一身士林蓝,裤腿上扎一白色的绑带,脚蹬一双解放绿的棉胶鞋。大娘上车,先抹一把眼泪,说:才那么点年纪的小尕和丫头片,可老远的来咱旮沓干哈呢!大娘说话吐词一个个嘎嘣脆,说着,她拉着一个女生的手,又从怀里掏出一条手绢,抹去女生眼眶里掉下的泪珠,说:孩子们,跟大娘走吧,我给你们包好了酸菜猪肉馅饺子呢,你们想走也得吃了大娘的饺子再走啊!

        说实话,坐了五六个小时的车,口也渴了,肚子也饿了,尿也憋不住了,在车上也挺不下去了。   是一位农村大娘用真诚牵住了我们的手。从那天开始,我们十一个杭州知青在大娘家一日三餐搭伙,五个女生们就住在大娘的家。

        大娘姓什么不知道,因为大爷姓张,我们就管她叫张大娘。

        大娘家是全村最干净的,进院子,左面是麦秆柴草垛,右边是苞米楼,窗台下的几个草编圈子养一群下蛋鸡。屋前屋后整整齐齐。进屋,墙上是浅绿碎花的墙纸,顶棚糊的是浅蓝间白细格纸,两扇窗户的漂白色窗纸上各貼一对大红剪纸燕子,橙黄锃亮的高粱秸秆炕席,炕梢一个大红漆柜子,上面整齐叠一摞大红色被褥和被套。

       苞米茬子饭,小米粥,捞干饺,煮水饺,炒土豆丝,酸菜捞肉,凉拌干豆腐。大娘想法子用巧手做出各种主食和菜,不仅让我们逐渐习惯了北大荒的生活,也慢慢地栓住了我们的心。

        在我们知青的眼里和心里认为:张大娘是最好的贫下中农,我们下乡就是要接受大娘那样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是,张大娘不是贫下中农,而且是漏网地主。

       1968年4月,全国开始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股风刮到北大荒农村已经是1969年的6月。在农村主要是挖出那些遗漏的地主和富农。到了这年的九月,红星大队来一个工作组,说是要抓土改时遗漏的地主和富农。工作组进驻大队的第二天,在一块收割完麦子后的空地上,用土坯垒一个台,然后通知红星大队三个村庄的所有社员开会。开会记工分,我们知青也去了。会上,突然有几个戴上红臂章的人,把二队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从人群中拉出来,然后把一块早准备好的,写上老大娘名字,并且用墨汁画上X X X 的牌子,挂在老大娘的脖子上,老人家被反绑着手,头被摁下,两腿跪在地上。
         
        文革中,在城市、在学校,这种批斗大会,我们见多不怪。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我们的邻居,不也是那样受辱被批斗吗?看不下去,我们知青都退出会场回去了。回到张大娘家,院子栅栏门关着,屋子门也关着。平时,我们收工回家,张大娘都会在院子门口招呼大家,然后端一盆热水,让大家擦一把脸洗一个手。今天,却没有动静。  突然,有人发现苞米楼下吊个人,是张大娘。

       张大娘是吊死的,其实,张大娘是吓死的。我们这才知道,张大娘年幼就有几分姿色,解放前被一位地主看上强娶为妾。没过几年,那地主就死了,大娘就和给地主家当长工的张大爷结伴为夫妇。两口子膝下无子,但日子过的很实在,自从来了我们这些杭州知青,大爷和大娘就把我们当成了自家的孩子,院子里多了些热闹,屋子里有了几分欢乐。我们知青也把大娘当作了亲人。

       那天早上,张大娘也去了批斗会现场,她亲眼看见了二队的老姐姐受到如此折磨,心里也害怕,也许明天自己也会被当作遗漏地主去批斗。大娘匆匆回到家,她毅然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知青失去了一位北大荒的亲人。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我们知青聚会,依然会想起那一位张大娘,因为她活在我们知青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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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古朱 发表于 2018-7-14 17:26:29 | 显示全部楼层
                  (五)

      六月,北大荒进入了夏季,春天播下去的小麦、大豆、苞米和高梁,都秧苗出土,需要除草和松土,这活儿叫“铲地”。我们胜利屯是一个生产小队,有四千多亩土地,全屯劳动力仅有百余个,除了干技术活的,如马车和牛车的把式,木匠和铁匠等,能下地的也就七八十人,而且有一半是妇女和半拉子儿童,我们知青就成了铲地的主要劳动力。

       刚开始干铲地的活,感觉蛮有意思,用一把过人高的铲子,把土垄沟两边轻轻划拉平整,再用铲尖把秧苗旁的杂草挑掉,这是需要有耐心的,稍不注意会把秧苗给铲了。头些日子因为天气好,大家觉得比“踩格子”有意思,一人一垄,往前铲,边干活可以边和两边的人唠嗑。队长说了,你们可得注意男女搭配,干活到天黑也不累。(这流传全国的词儿,原来是北大荒农民创作。)

       北大荒的夏天,早晚两头冷中间热。早上太阳出来前,露水寒霜刺骨,还得穿棉袄棉裤;待太阳出来就在头上悬挂着,嗮的身上是火撩火撩的。老乡们说:早穿棉袄午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扎紧老棉裤,不要怕寒碜,得了老寒腿,瞎了后半生。所以,大晌午太阳晒得直冒油,大老爷们脱掉了棉袄光膀子,一条老棉裤还是紧紧扎在腰上。我们知青都是里穿棉毛衣裤,外面扎单布衫,早上出工时,冻得直哆嗦也没招。


      队上的庄稼地有离屯子有近的也有远的。挨着近的地,早上四点下地,十点前收工回家,中午可以打一个盹;下午两点再出工,黄昏头太阳下山收工。队上有好多的“飞地”,是从大草甸中开荒来的地。这些地远离屯子,下地干活得走个把小时,这些地垅又特长,从地头到地尾有十多里。去“飞地”干活就遭累了。夏天,北大荒早上三点就出太阳,天刚蒙蒙亮,队长就招呼下地。晚上到了八点,那太阳还在你头顶硬撑着不肯下去。队长说了,这铲地的活,就得抢时间,否则这杂草比秧苗牛逼,喝点露水,扒拉点日头就长得疯带劲,日后,庄稼就长成了瘪稞子。去“飞地”干活,我们早上就揣几个苞米饼,带一壶井水,一直到晚上八点太阳下山,一个个踉踉跄跄的,借着月光尥着蹶子回家。

      北大荒的雨天都集中在夏天,经常是刚才还是阳光明媚,突然间乌云密布,接着就是电闪雷鸣。方园几十里地,没有一处可避雨的地方,头上仅有一顶小小遮阳草帽,男女老少都一样,老乡们都有经验,随身带上了雨披或塑料布,我们知青就只能让大雨任意淋浇。以后,有经验了,见着天不带劲了,我们几个男生就赶紧把衣服脱了,抱在怀里,蜷缩着身子,这样衣服不至于被雨水浇透了。碰上突然下冰雹就苦了,脑袋上不小心挨着一块大一点的冰雹,也有砸一个包或被砸出血的。天放晴,再继续干活,等收工,衣服也被身体捂干了,第二天照穿。
     
       六月的天,最怕碰上阴天,早上下地,如果太阳躲着还不肯出来,那就苦了。在杭州出发前,曾经有黑龙江省派来的代表和我们见面并回答问题。我们问:北大荒有蚊子吗?需要蚊帐吗?那人反问道:蚊帐是干哈的?下到生产队后,见着那些蚊子的个头大的吓人,担心趴在身上被咬一口,简直能咬下皮和肉。老乡告诉我们说,北大荒的蚊子不可怕,别看这傻大个,不咬人。但是,我们见着蚊子打堆心里也烦,就学着老乡的办法,找来牛粪晒干了,然后堆在屋子门口点着,让它整日里丝丝的冒烟,虽然味道嫌臭,但也吓跑了蚊子。每当下到地里,老乡们会在草甸子里顺手撸几把柴草,然后在顺风的地口上点着,蚊子被烟熏跑了。但是,铲地那个季节,真正让我们心悸的是“小咬”。当地人有经验,早上出门见是阴天,就准备了蚊帽或头巾,男人和女人一样,把个头和脸包扎的严严实实。我们知青没有尝试过小咬的厉害,也没当回事。我们刚到了地头,草甸子里的小咬就成群结队的向我们飞来,一把铲子立放在地上,铲子的木把子上就停满了小咬,木把也变色成黑呼呼的了。小咬就喜欢往头发里钻,让你两手抱住头,满地儿打转悠。我们中的一个女生戴一个蚊帽,没有及时做好防护,小咬钻进里面肆虐,被咬的鼻青脸肿,一双眼泡肿成了像两个土豆。我们在边上看了心里直发憷。这以后,我们男生全剃了光头,这才省了心。

        一条垄铲下来得半拉天,铲到头,队长招呼歇晌,然后,男女老少第一个要做的事就是尿尿。这晴空万里,阳光撒在广阔的黑土地上,映衬在鲜绿的秧苗上,大地平坦别无它物。男人做这事方便,几十个人在地头上站一排,哗啦啦一片声响,松软的黑土上被尿淌出一条沟壑。女人就麻烦些,队上总有几个打头爱吆喝的老娘们。一挥手,说:走,往前走几步,被尿憋荒了晚上上了炕做不了事。然后几十个女人跟着往地边上走几步路,有一个老娘们就朝背后的男人们大声喊着:别回头,谁回头就是瘪犊子抄的,瞎了你眼。那一会,老爷儿们已经尿完事,都已经转过身子,然后,有人大声吼吼:老娘们悠着点,水大了,别淹了俺们的苞米地。也有人说:谁稀罕,一年四季被坑烙糊的屁股,还不如俺家大锅里炕糊了的苞米饼呢!几个女知青遇上这事就羞嗒嗒了,会背着地垄走得远远的。然后,几个人站着围成一道屏障,一个接一个轮着完成“一号”任务。每每如此,那些个老娘们就有些失落和妒忌,自言自语的嘀咕:杭州人咋地,就那么金贵。就凑乎几个老爷儿们一起嚎:狼来了,被狼舔了日后不会下崽呦。

        一来二去,这也成为了习惯,大伙儿都盼着铲地间隙那一袋烟的功夫。队长吆喝一声:歇着了!那些个比我们知青大不了几岁,已经结婚了的男女们就开心了,凑成一堆,总弄出点事整出点话来,逗大伙儿开心。老娘们戏说老爷们是窝囊废,嘴巴硬鸡 巴不硬,像个蔫了吧唧的老玉米,早晚啃着都没劲。老爷们调侃女人们滚圆圆的肚皮上吊俩倭瓜,还不如母牛肚子上挂着的几个鼓囊袋,瞅着就没戏。你调戏我,我戏谑她,打打闹闹,相互间虽然没个正经,但是,说说乐乐笑笑,田间地头也充满了欢乐。不经意中干活感觉轻松点。

       我们队上的知青,那会大都是十六、七的少男少女,听老乡们调侃,起初也不明白说的是啥。后来整点儿明白了,起先是红红脸,后来,听着也跟着笑笑凑个热闹。有一次,一老乡对我们的女生不正经地说:等到想家了就坐我的“甩”回杭州吧。女生不明白,就问,你的甩在哪里?那么厉害?引发大家伙轰然大笑,队长正好走过来,用一铲子把柄狠狠地打了那家伙一下,便说:再听你瞎掰呼欺负俺们知青,就把你那家伙“敲了”。(阉割的意思)然后,队长笑眯眯对我们知青说:别听他们的,他那“甩”,就尿尿还不浇不到脚跟头。我们这才知道那“甩”是什么玩意儿。几个男生一拥而上,把那东北老乡狠狠地搡年糕。

        我们知青以后说起在北大荒干过的农活,都说:还是铲地好些。“踩格子”太烦太枯燥;割地,你追我赶,太紧张:打场就更邪乎了,又冷又困又累。铲地,干活带说话唠嗑,可以喘口气。2012年8月2日,我重返插队的屯子,心里想着,这回正是铲地的季节,我怎么地也得拿把铲子,去找回当年铲地的感觉。老乡们听了,哈哈大笑说:你傻啊!现在都是机械化撒农药,谁还一锄一铲捣鼓那累死人的活。老乡还说,现在种地除草收割都是机械化,尤其是收割的时候,拖拉机在前面跑,稻谷就直接装进了麻袋。(生产队已经不种小麦,改成种水稻了。)

       我心里纳闷:辛辛苦苦跑来黑龙江,就想体验生活再当回知青。但是,这乾坤变了,这北大荒也变了,这历史进步了!怪不得社会上说:一代知青的历史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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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古朱 发表于 2018-7-14 17:34:56 | 显示全部楼层
                  (六)
      1969年3月2日,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后的一周,3月9日,我们穿上没有领章的黄棉袄裤,戴上没有五角星的狗皮帽,登上专列奔赴北大荒。千余知青正是青春年少,满怀一腔热血,个个心中暗暗自勉:“壮士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

       3月13日到达富锦,下到生产队,3月15日和3月17日,珍宝岛又相继传来隆隆枪炮声,战争仿佛就在眼前,大家都嗅闻到了浓厚的硝烟味。躺在北方茅草屋内火热的炕上,我们的内心也被撩的火热,都在思索:明天,或许几天后,我们会走向战场吗?。当时,我们总是在议论,老毛子打来了,我们知青是上前线呢?还是在这个大草甸上抵抗。可是再观察一下村子周围,连一棵树也没有,就一片荒草:再看看,屯子里除了一块大石磨盘,连一块石头也找不到。这老毛子真的打来了,找个掩护自己的地方都没有.

       不论如何,我们的热血还在沸腾,还在等待召唤,有人提议,人在等思想不能等,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大家一致认为,早请示,晚汇报,读语录,每天不能少。十一个男女知青站在炕上,虔诚面向东方(因为墙上没有领袖像),举起红宝书,高呼“万寿无疆”。我们住队上,正值农闲,老乡们们无事就在我们周前地上一蹲,吧啦吧啦抽着那些呛人的自己卷的黄烟,呆呆的看着我们。他们不明白,这些杭州知青是在干什么玩意儿?每天一早一晚,把个小胳膊腿儿一撑一伸的,嘴里还念念叨叨?
   
       1966年5月16日,上面发一个通知,我们在校学生被突然而来的 文化 大革 命卷入一个莫名其妙的旋涡,我们这些初中生,当听到老师宣布:期末考试取消了。很多学生又是唱又是跳,认为这会轻松了,解放了。但是,那些已经走到大学门槛前的高中生却是满脸的疑惑:一夜之间,十余年寒窗被一张盖了“读书无用”印章的废纸,让红色台风刮走了。如火如荼的红卫兵运动,又利用了学生的天真和幼稚,让神圣的校园成为折磨教师和毁损文明的炼狱,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陷入了混乱中,“老三届”成为这场运动的先锋。到了1968年,老百姓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于是,凡是在校学生又被冠以“知识青年”的帽子,不论男女和年龄大小,几乎是一个不剩,一个不留,都送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便是:政府无奈,百姓无奈,我们学生也无奈!那年头,学生即使留在城市也是多余的了。但是,当我们已经来到了北大荒的黑土地上,仍然不信自己怎么可能在这里祖辈当农民?

       三月底,队长说:知青们,可以干干活儿了吧!他安排我们去大草甸打草。听说可以坐上马车,我们也来劲了。一个个急着往马车上跳。队长说,坐稳了,马毛了可不好整。过了几天,从富锦传来一个消息。3月31日,(就是我们下草甸打草的那一天)也是我们知青下到队上的第十八天,二龙山杭大附中的一位女知青,在砍柴火回来的路上,辕马突然发惊,马车在奔跑中掀翻了坐在装满了柴火垛上的几位女知青,有一位被马车轮子压过胸膛,这一天,她十八岁。下午,邮递员送来了爸爸妈妈从杭州寄来的第一封家书,但是,她没有来得及拆开信,就永远闭上了眼睛。另有一位女知青手被压断。(她以后回杭医治,痊愈后,重返北大荒。幸运!)当我们得悉这个突兀而来的信息,大家都惊呆了。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但我们同是杭州知青,几个女生禁不住抱在一起哭泣。大家都为这位花季年少的女生默默致哀。

       富锦是三线,有人说,来三线插队的知青父母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去不了一些线和二线。在学校分批公布黑龙江插队的名单时,我落榜了抚远,同江和虎林的名单。我问老师,户口也迁出了,怎么没有我名字。一旁的工宣队师傅说,前面几批名单中的学生都是成份好的,父母有政治问题的都放在后面去富锦了。我只好挠着头皮知趣的走开。心里想着,插个队还管那么严。到了富锦,老乡们却对我们说,来富锦的青年应该是杭州知青中最优秀的,因为俺们富锦是三江平原最富的。

       在离开杭州前,我父亲单位一位南下的老干部对我说:我的老家在富锦,富锦可是个好地方。我当时也没有把这话当回事。到生产队后的日子里,我突然发现,有几户老乡家门口停着崭新的摩托车,有南昌的长江摩托和上海的幸福摩托,还有杭州也很少看见的天津飞鸽和青岛大金鹿自行车;还有些年轻的社员走到知青面前,大冷的天把棉袄袖子撸的老高,手腕上露出块手表,表带都是清一色金黄铮铮发亮,在我们知青面前晃悠晃悠。我们男女知青中,唯有一个女生戴一块妈妈赠送的老旧坤表。一些年长的农民脚上穿的是毡疙瘩(用毡绒定做的高腰的靴子),据说穿上这种靴子,站在零下五十度的冰雪中也不冻脚:也有穿着黑色的皮大衣,里面是厚厚的羊剪绒,再冷的天,再大的风,穿上这种皮衣的人都是不用扣扣子,甩开衣襟,让里面雪白的长长的绒毛展露在外面,身上也是暖呼呼的;还有些个头上戴的是孬头(貉)帽,那孬头的绒毛寸长细腻舒展,忒温热。这种帽子非到零下三十多度才带着舒坦,要不就烧脸,把个脑袋瓜子捂得上火不说,还连带着嘴唇上长泡起皮。戴上这种帽子的就是有钱人。

       在那个年代,北大荒的老乡们口袋里有些个钱,在我们这些城里人面前显摆,也是好事儿,也让我们傻眼。住我们隔壁的老王头,从山东捎回一辆大金鹿,可是不会骑。想让我们青年帮助教教。起初,老王头也慷慨,愿意先借给我们骑着去趟供销社。我就骑上去一趟十二里外的供销社。一路上全是坑坑洼洼,车子在一巴掌宽的车轱辘沟堑里骑。回来,人摔得全身酸疼,一辆新车被烂泥巴都裹的严实。老王头早早在村口等候,见到自己还没有跨过的新车被整那样,心疼的直跺脚,眼泪水哗哗往肚子里流。那天,正好被公社邮递员小伙子陈金安撞见,他说:我一年三百六十天骑着车满地跑,还摔得胳膊腿儿处处是伤。你们就省了这份心吧!老王头买个车子也不学了,谁也不借了,干脆拆了挂在了墙上。

       珍宝岛的枪炮声终究无声无息了,战火的硝烟也随风散去。我们知青最终没有扛上钢枪,也没有骑上骏马,我们的黄棉袄已经破了,并且油腻油亮,也没有挂上红领章;我们的狗皮帽子上的毛也脱了,红五星也没有戴上。一些老乡和我们说,你们就踏踏实实的干活儿吧。俺们富锦是个宝地,当年小鬼子没有进来,后来,老毛子也一边儿去了没留下,

       在经历彷徨和激昂后,我们开始面对现实。日出所耕,日落所息。虽然日子过的艰辛,吃大碴子饭,喝小米粥,啃苞米饼,大饼裹大葱、土豆蘸大酱,伴着我们一日三餐。不知不觉,我们知青也成了面朝黑土背朝天的北大荒农民。慢慢地,我们学会和熟悉了北大荒的生活,我们和老乡们一起下地,踩格子,铲地,割小麦,割苞米,割大豆。

      过去了十个月,春去冬来,相安无事。北大荒迎来了杭州知青所经历的第一个冬天。三九寒冬,满地冰雪,冰冻三尺,我们实在扛不住了。而且,我们突然发现知青是自由的,是可以回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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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古朱 发表于 2018-8-8 17:46:47 | 显示全部楼层
(七)
北大荒的冬天是寒冷的,零下四十多度,到处都是冰天雪地。杭州的冬天也下雪结冰,可是早上结的冰,不到晌午就化了;下几片雪,刚垒起雪人就消失在了阳光下。起初,见到了那么大的雪那么厚的冰,还挺新鲜的,可是,南方人不抗冻,几天下来,脸上开花,脚上开裂,手背青一块紫一块捏不住筷子。这日子有点难熬,知青们都想到了回家。

       没到元旦,大部分知青都已经成群结伴的跑回杭州过春节去了。当时,气温已经是零下四十五度,我还硬撑着,和老乡们每天在野外的冰场上”打场“。虽然穿上了政府发送的黄棉袄裤和棉大衣,但是,在冰天雪地中干活,还是冻得够呛。尤其是脚上穿的棉胶鞋根本无法抵御寒冷。十个脚趾被冻得红红肿肿的。晚上睡觉更邪乎,天太冷,一床被子,再盖上棉袄和棉大衣还是觉得冷。我们只好穿上棉衣和棉裤,戴上狗皮帽子睡觉,脚后的被窝就用根绳子捆扎住。每天早上醒来,眼睫和眉毛盖上了一层白白的霜、嘴边和鼻孔下挂着冰渣子,被窝脚后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半夜起来到门外墙根尿尿,一边尿一边就成了冰柱子。男生们怕冷,就站在门里往外尿,早上,门被冰冻得蹦硬忒结实,几个人用力也推不开,只能用开水去浇。
     
       想回家,可是没有回家的路费。麦子收割后,生产队曾经给我们每个知青预发了30元钱,添些生活必需品已经花去了一半,那会,买张火车票(慢车)需要35元。可是不回家,能熬过这三九寒冬吗?于是,我决定铤而走险:逃票扒车回家。
      临行前,我把身边的十几元钱分成几部分,塞进已经开了口子的棉胶鞋里,塞到棉袄的棉絮内,用线缝好,口袋就放几毛钱。然后,带上一小袋苞米饼。在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我又让老乡帮助把头上的头发剃个净光,为的是在火车上被抓住后揪不住头发。就那样,我走上了回家的路。这一天是公元1970年的元月12日。
       从生产队到公社,从公社到县城,一百多里路,冰天雪地一片,就凭两条腿一步一步走,有时能遇上顺路的马车或是运公粮的卡车,就厚脸皮爬上去,给搭乘多少就多少。从县城到福利屯火车站是公路,坐长途客车要两个多小时,而且还不好买票。我听当地的人说,公路上每天有从双鸭山煤矿来回跑的运煤车,如果能搭上那煤车就能到福利屯火车站。于是,我花两毛七分钱买了一盒当地人都习惯抽的“迎春”牌香烟,准备必要时可以打点交际。
       从富锦县城出去大约一公里处的拐弯处,有一个大车店(旅店),平时都是路上来回跑的货车司机和马车夫住宿打盹的地方,旅店的门口有一个很大的场院用作停车和喂牲口。有好心人告诉我,那里搭车比较方便,因为在公路上跑的飞快的运煤车,到那里都会减速,司机在反光镜中也不容易看见右后方的车厢,所以容易爬上缓速的汽车。还真如此,走那拐角一瞅,原来飞速行驶的煤车到那里都自然减速,连续关注了几辆车后,我就把随身带的行李用早已准备好的绳子紧紧固定在身上。然后,在喂马的马槽旁趁人不注意,抽了一把麦秸,以便在车上当坐垫用。不一会儿,有一辆从县城疾驰过来的煤车缓缓的减速拐过弯道,我跟着在行驶中的汽车跑了几步,先是把那捆麦秸扔上车厢,然后两手抓住车厢拦板顺势蹦进了车厢。也许是天黑,驾驶员没有注意车后有人跳进车厢,加速后就飞快地往前跑了。
       北方的冬天夜色来得早,出了县城,公路上也没有路灯,偶尔从对面驶过的汽车露出瞬间即逝的灯光,汽车跑的快,风就大,刺骨的风像一把把刀子扎进身上的每一处骨头缝隙,我蜷缩在车厢角落里,也没有任何遮挡,又丝毫不敢动一下身体,生怕被司机发现后被扔在这黑暗的荒野中。漆黑寒冷的夜,我身子在不住地哆嗦,我心在不停的颤抖,是冷是怕,我已经麻木了。但是,我时不时的用手使劲地掐自己的腿,就担心自己不小心困倦而睡着了。听县城的人说,煤车开得快,从富锦县城到福利屯也就两个时辰的路。所以我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住,手脚冻僵了,就在原地摆动一下,肚子饿了,就啃一口已经冻的崩崩硬的窝窝头。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能看见前面的亮光了,我想可能是离福利屯近了。此刻的我胆子也大些了,心想这时即使被司机发现,我走也能走到火车站了。于是,趁着煤车在与对面交汇的车辆放慢车速时,我挺起了身子,在车上使跺了几下已经冻僵了的两只脚。在交汇过车辆后,煤车停靠在了路边,司机从驾驶楼跳了下来,跑到后面对我说,小王八犊子是什么时候上来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上的。那司机是个40开外的中年汉子,满脸的络茬胡子,看上去一脸的敦厚,我心里也显得平坦些。连忙递上一根迎春烟卷说:大叔,我是杭州知青,想回家,没有钱。那司机果然是个好人,说:你下来吧,坐前面驾驶楼去。我生怕是司机卖个幌子,等我下车后就一溜烟的把车开跑了。就赶紧说,没有关系,就这样地吧。司机又说,还有个把小时的路程,看把你冻成瘪羔子似的,到前面去吧,我孩子和你一样也在下乡呢。我第一次流浪就遇见了好人,心里好感动的,就不停的把点着了的烟卷塞进司机的嘴里,司机也不客气,就把自己的茶缸递给我,让我赶紧喝点热水暖暖身子。......
        福利屯是个小站,一个狭小的进口检票处,想从那里溜进车站是不可能的。司机大叔在我下车前告诉说:车站北面有个厕所,和车站内的厕所隔着道墙,从那可以溜进站内。我很快就找到了那厕所,进去连连划了几根火柴,果然发现墙上方有个豁,我踮起脚,用手掰着豁沿使个劲儿就把头钻进了墙里,探探四周没人,就深深的憋口气,跳了下去。趁着夜色,挨着墙根,小心翼翼的摸进了车站。
        从双鸭山到三棵树(哈尔滨)有一趟直达列车,在我进入站内不久就缓缓驶进了福利屯车站,趁列车员下车后与站台上人打招呼的不注意当头,一蹦就踹人了车厢。
       车厢内很混乱,只要仔细观察那些被列车震荡的东倒西歪的人的慌乱眼神,就能看出,和我一样都是不买票蹭车的 ,还有些操上海话和天津话的知青,也一样,见了列车员从身旁挤过,就显出慌兮兮的神态。列车员也知道这码事,睁一眼闭一眼的,除了到站开门关门,也不愿管这样的闲事。所以这一路还是很顺当,没有遇到什么难题,晃晃荡荡的在人挤人挤的水泄不通的车厢里站立了一个晚上。列车到达哈尔滨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的9点多了。下车后我找一个角落蹲着,等待下一趟去南方的车。傍晚,我跳上三棵树发往济南的列车,占先找一个座位的下面,弄了两张报纸一铺,就权当成了卧铺。
       大约过了一个多时辰,只听见熙熙攘攘的声音不断涌来,好像是在说前面开始查验车票了。我赶紧从座位底下钻了出来,看见有几个杭州的知青也挤到了我的座位旁,他们都说前面就要到站了,还是下去再找另外的车走。我想就随大流吧,不一会,列车停站,我也跟着一帮子人下了车。
       我们下去的车站叫“三岔河",列车在三岔河车站仅仅停靠三分钟,我们一下车就发现情况不对,灯光下,发现站台上有很多的警察,还有头上戴着藤帽手上带着闪亮铁棍的民兵,想往车上跑,已经来不及了。一个警察手里提一个喇叭在叫:不买票的都到这里来站好了。我们6--7个南方知青被带进一个生着火炉的小房间。里面一个警察大约40开外的年纪,个子不高,但是从眼神中显露出逼人凶光。
        我们这几个知青除了我,还有几个也是杭州的,其他都是上海的,那警察先礼后兵,要我们拿出钱来补票,还说,从哈尔滨到三岔河两元五毛,你们补完票就走人。可是,我们都异口同声说没有钱,还一个个像是事先都串了口供似的,这个说父亲工伤,那个说奶奶病重,没有钱买票。有几个还拿出了家里拍来的加急电报。那个警察看我们都磨叽着不愿补票,就发火说:你们谁也不要在我这里耍花招,身边没有钱,还有很长的路,怎么可能回家。他在说话时,还不时的把手里拿着的手铐在我们眼前晃动,看他的神情是因为给我们馃子吃是软的,不然就给点厉害的了。我当时虽然感到有点怕,但是也在犹豫,如果交了这补票的钱,就把我身边所有钱的四分之一给花了,后面漫长的路怎么走。看看同伙,一个个都心神不定但都不出声。就在这档口,一位知青的一只手在棉大衣的袖子中撸了一下,刁钻的警察很快就察觉到了,一个箭步就窜过去,迅速的拉着他的棉大衣袖口,一把就撕扯开一个口子,里面露出了十张两元钱的票子。这下,没辙了。警察稍微思索了一会说,我不难为你们,我也知道你们知青的难处,我像你们那样的年纪从四川的农村当兵去了朝鲜,差点把命也搭进去。今天就这样,你们六个人,一共需要补票的十五元钱,都由他交了,然后你们把各自的两元五毛钱给他。他还说,你们真的有困难,到了长春去找民政局要求解决回家的车费,天亮有趟车去北京的,我送你们进站。被这四川籍的警察这么坦诚的一言,我们也就无话可说了,只好走了这一步再说。
       四川籍警察没有食言,天快亮的时候他放我们进了三岔河车站,当我们攀上从哈尔滨去北京的列车时,看见他以一种胜利者的姿势向我们挥了挥手。我们几个都不约而同的骂道:滚你的犊子去吧!
       以后的这一路行程还算顺利,车到天津时,我没有出站,等候北京到福州的45次列车,我知道45次车上的列车员女的多,会好一点。想办法上车后,我还是找了一个座位下面躺着,肚子被窝窝头填饱了,喝了自来水也不渴了,就那样好好的躺着吧!
       也不知道列车开了多少时间,我一直迷迷糊糊的在睡梦中。 那时的我,虽然年纪尚小,刚过了17岁,但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坎坷,也体会了人世间的沧桑,蜷缩在那个狭隘的车座位底下,我不停的在想,但是总想不明白:明天的路究竟怎样走下去?
       列车行驶近两天一夜,到了杭州车站。我已经全无紧张了,为了能早点回到家中,我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向出口处,用五分钱补了一张站台票。车站离我家不远,虽然正淅淅沥沥的下着雨。但是我还是三步并两步,一口气就跑回了家。
       我在离开农村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是近日准备回杭州的,可是,我人已经到家,那信还没有到家,所以家里人还不知道我要回家的信息。到家正是5点多吃晚饭的时间。
       我敲开家门,头上邋遢的狗皮帽子还在滴水,肮脏的黄棉袄发出一股自己也能难闻到的异味,我摘掉帽子,露出略显绒发茬但仍然是有些光亮的青头皮,全家人借着15w灯泡的亮光,都用呆呆的目光盯视着站在门口暗处的我,母亲惊奇的问:你是哪个?即刻,她认识是我,突然大声哭着说:你怎么回来了!弟弟和妹妹跟着也哭了......
       我花了两元五毛五分钱,历经了艰难行程,终于回到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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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古朱 发表于 2018-8-8 17:56:27 | 显示全部楼层
(八)
2012年8月,我回到插队的胜利屯,下车后,我总觉得屯子里少了点什么 ,突然,我发现屯子正中间那口井没有了。

        胜利屯,头趟街的当腰(正中间)有一口井,全屯子六十多户人家,三百来号人 ,吃的用的全指望它。还有三掛马车的十多匹马和二十来头牛,喝的也是这口井里的水。所以说,这口井是全屯子的命门。

      1969年3月13日,我们知青乘坐的大客车就停在那口井的旁边。一座高出地面一手高,用岩石砌成的井台,竖着个一米高的木头架子,井台周延还有灰亮灰亮的厚厚的冰,一个老乡正在打水,他用双手不紧不慢地摇着架在井台上的一个轱辘把,一会儿,一个用藤条编织的大篮子拉上来,藤篮不是密封的,所以哗哗地往下淌水。(后来,我们明白了,因为打水的篮子不密封才能沉入水下。)

       城里来的知青第一次看着北大荒的水井,有点好奇,男知青二马跳下车,就往井台上去。他也学着刚才那老乡的样子,摇着轱辘把,一篮子水被拉上来了。二马觉得自己挺能,举起一个手,向我们挥挥,颇有英雄气概。那一篮子水足足有四十斤,井台上有冰,脚下打滑,二马另一个手突然滑脱轱辘把,装满水的篮子像脱缰滚下坡的缆车,迅速掉下井去,那轱辘把也随着往下掉的盛水篮子飞速转动,二马还没有缓过神,正发愣,瞬间,轱辘把重重的打在他的脸上,一个人顿时飞出井台几丈地外,半边脸顿时又红又肿,乌青满满。未出师先受伤,北大荒用这种方式给前来报到杭州知青一个见面礼。好些日子,二马只能勉强喝点小米粥。

       胜利屯这口井,在方圆几十里内外都被人称赞,因为井水是甜的,自从钻地溢水成井后,几十年中,无论天旱地冻从来没有一天荒水。老乡们自傲地说:看一个屯子的风水好不好,就看这井水好不好,俺们胜利屯打建屯子来,年年粮食丰收,人畜两旺,就是这口井好。这话也一点不假。1958年搞人民公社,富锦外的太平川乡有十户人家,响应政府号召来兴隆的大草甸开荒建起了胜利屯,仅十年时间,全屯子已经是像模像样的了。我们知青去公社,一路上向路边人家讨口水喝,感觉有马粪味儿。所以,队上马车去公社去富锦都带上几个装满水的桶,因为牲口也喜欢喝自家的水。路过胜利屯的赶马车老板也知道这口井的水好喝,习惯驻步留足饮马。

       井很深,一根粗粗的绳子有十多米长,一头拴轱辘架子,一头拴住藤篮子。我们知青要把一篮子水拉起来得费好大的劲,一个女生更不行。于是,俩女生围着轱辘,一个摇一个推,两个人抬一桶水,凑和着回屋。一缸水装满要十二桶水,来回折腾,一个上午就过去了。有些个小老乡,看见我们知青挑水就开玩笑说:知青挑水那熊样,即不像扭秧歌又不像二人转,像熊瞎子掰苞米,掰一个苞米点一个头哈一个腰。

       天气暖和,女知青就去井边洗头洗衣洗被,完后再捎带一挑水回屋。我们男生经常去井边擦身冲凉,老乡们觉得奇怪,杭州人三天两头洗衣洗头洗澡不累吗?所以,每当知青蹲在井台边做事,老乡们就在一边看热闹,指指点点的,慢慢的,一些年轻的女孩子也学着杭州女知青一样,特意拿个脸盆去井边打水洗衣服,还用一块肥皂把手和脸搞得都是肥皂泡,然后,学着女知青用个小镜子照照脸蛋。

       路不好走,可是每天早晚都得走,早上出工,晚上收工,无论晴天和下雨,无论刮风和下雪。还有,每天要烧水做饭,洗脸洗脚洗衣服,一担水再沉重也得往回挑。这条路就成了我们生命中的小路,这口井也成为知青的生命源。

       那会儿,我们的个头都小,一担水压肩上,两个水桶和脚和地一般平,走一路拖一路晃一路。遇上晴天,一脚踩在泥路上,尘土飞扬,从村腰井台挑水回屋,泥土粒满嘴吧咬的咯吱咯吱,凑合能把半挑水担回家;雨天,泥泞缠粘住鞋底鞋帮得可劲甩,甩的满身满脸都是泥水。碰上雨天和雪天就遭孽了,经常是一担水一半撒地上一半撒身上。

       1970年9月,刚割完麦子,天上突然飘舞雪花,原以为这雪一会儿就停,该做晚饭了,雪却越下越大,这才发现水缸是空的。门外,大雪仿佛编织一道厚厚的帘子,挡住你的眼睛,眼前只有白白的飘逸的雪。没有水,有人提议用雪化成水,可是,雪还没有堆积。于是,我们六位男知青商定,两人一组分三组去挑水,我和二马是第一组。打完水正要往回走,突然发现脚跟前有两只白白胖胖的鸭子。二马突然对我说:他有个插队的同学写信来说,有时候去抓农民的鳮吃,今天我们也抓一个回去。第一次做那样的事,心里慌得很,两个人左顾右盼,确定没人,我俩把一个水桶的水倒了一半,然后把个鸭子放进水桶,跌跌冲冲往回走。女生见了我们偷一个鸭子回来,吓得连忙说:老乡知道怎么办呀!男生倒是意见统一,一个态度,说:老乡也不知道是知青吃了鸭子。二马说:井边还有一个呢。于是,我们几个男生一不做二不休,又回井台杀个回马枪,把另一个鸭子也抓了回来。这天晚上,我们终于美美饱饱一顿大餐。

       后来,我们发现老乡家的鸡和鸭子都不圈养,白天任其到处跑,晚上有回自家的,也有在露天宿夜。鸭子都喜欢往井边跑,因为井边有积水,还有淘米洗碗留下的苞米粒儿。我们捡了一次便宜,也没有听哪个老乡说少了俩鸭子,胆子也大了,碰到天气不好,就两三人晚上去挑水,顺便抓个鸡或鸭子回屋。过了一段时间,在地头干活休息时,听得老乡们在说:家里养的鸡仔和鸭子老是少,会不会是被狐狸给咬了。几个老乡还凑在一块儿商量,想个法子,把那个偷吃鸡鸭的狐狸逮住。我们知青听了心里暗暗在笑,但心里也有点怕了,真的被当作狐狸逮住了,脸面可是不光彩。从此打住,这鸡鸭也吃不成了。

      1973年9月底,我回杭州,在兴隆公社开拖拉机的大穆在我临走前,请我去他家吃饭,他家就挨着井台。那天,他让老婆宰了一只鸭子,说是为我践行。吃饭中,他说:原来家里少了几个鸭子,有人说是被狐狸偷吃了。可是,我知道是你们青年抓去吃了,因为,有一天已经很晚从公社回来路过你们知青屋,烟囱里还在冒烟,屋子里飘出一股子煮熟了的鸭子香味。大穆还说,你们知青不容易,几个鸭子吃了就吃了吧!我当时即惭愧又激动,连连说对不起。

       第二天,大穆送我到富锦县城,俺俩还在富锦照相馆拍照留影,临别,他给我家汇款七百元钱,让我帮助在杭州买一块进口的欧米伽手表。(那时,一块大三针欧米伽海马机械手表,国内价格590元。)这个忙,我最终没有帮上,因为那些年,进口表不好买,也就把钱退回去了。但是,在心里总感觉欠了他一笔账。

       过去了四十余年,我回到生产队,那口井已经没有了,井边大穆住的房子还在,可惜,大穆已经在前几年病逝。

       晚饭后,我独自在屯子里转悠,那条小路依旧,只是铺上一层薄薄的砂石,我来到井台遗迹处,那里什么也没有留下,只有土和草,可是,在我脑海中却泛起许多的事儿,于是,心中自吟:情已远,物也非,人也非,事事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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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雅湖 发表于 2018-10-31 10:38:21 | 显示全部楼层
作者已经多日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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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勇 发表于 2018-12-20 08:56:15 | 显示全部楼层
到底是亲身经历的,写出来的东西比袁敏的要耐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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