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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古朱

冷月沧波 知青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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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古朱 发表于 2016-1-29 19:59:27 | 显示全部楼层
12、放电影     那一年,我们场里突然增添了两大设备,一是一辆平头的钱塘江牌货车,当时的价格好像是三万多一点;第二是一台8.75毫米的电影放映机,山东产的,棕黄色,另外还匹配一台0.75马力的小巧玲珑的发电机。增添设备后,要在知青中选拔四名知青,两个是培养货车司机,两个是电影放映员。我有幸被选为电影放映员。据说开始时没有我的份,但我在知青中还算有威信,人缘也不差。在推荐过程中我的得票率最高,领导也就勉为其难地选了我。

     我与另外一位知青就任电影放映员后,就先到城里去接受放映培训。怎么倒片,怎么装片,怎么对焦,怎么接线,还有断片之后怎么重新接驳,发电机出故障怎么排除,幻灯片如何绘制等等,说复杂也简单,经过半个月的强化培训,我们便掌握了种种基本的技术,也能操作自如了。

     回到场里,记得第一部放映的电影是《火红的年代》。那是一部反映工人阶级在制造军舰过程中冶炼一种特殊材料,怎样与阶级敌人及修正主义的知识分子展开斗争的片子,影片中的男一号好像是名演员汪洋扮演;女主人翁叫刘之茵,是哪个演员扮演忘了,也许是祝瑞娟演的吧。虽然是一部政治片,但在当时却颇得人们的喜爱,尤其是汪洋扮演的那个一脸英雄豪气的海军干部,很为我们所喜爱。那天晚上,除全场的职工、知青都来观看之外,附近村庄的村民们也都赶来看,把场部的小操场挤得水泄不通。由于人多,前面的小操场站不下,甚至有些人挤到银幕后面去看。看到大家如此感兴趣,场里的革委会主任当场宣布,明天晚上再放一次。大家听说,便轰的一声拍手叫好。

     那时候,除了这一部《火红的年代》外,还有《春苗》、《青松岭》、《决裂》、《金光大道》、《海霞》等革命影片,而那些《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之类的战斗片最受欢迎。每次放映时,都仿佛是一次盛大的节日,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往我们茶场赶来,那小操场上常常是人满为患。记得,当时电影《春苗》的女主角是李秀明扮演,那俊美的扮相,朴实无华的风格,显示了少女的娇美,放射出青春的光华,引起了知青们极大的兴趣。有一个知青为了看李秀明,竟然连看了七八遍《春苗》,我们到哪个村放映,他就跟到那个村去看。那时候没有追星一说,也没有粉丝的概念,我们背后却笑他成了花痴。

     后来,场部决定,场里的电影放映队除了在场部定点放映外,还要到附近的村里去放映,其目的是搞好与周边的关系,为贫下中农送上精神食粮,说得好听些是让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广大阵地。那时候放一场电影的片租是一元五角,这钱,就由场里支出了,因此,也由衷地受到了农村的欢迎。

     最受知青们青睐的影片是那些外国片,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引进的片子,如苏联早期的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朝鲜影片《卖花姑娘》、《广阔的地平线》、《摘苹果的时候》,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影片《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宁死不屈》,越南影片《阿福》等等。其中忘了是哪一部的苏联影片,里面有一小段《天鹅湖》的芭蕾舞表演,也就是那么两三分钟吧,很得我们知青的欢迎,有人就专门来看这段芭蕾舞,看了就走。还有一些影片中的一些插曲和台词在知青中流传很广,几乎人人都会来那么几句。例那首用口哨伴奏的南斯拉夫的《啊朋友再见》,便是我们经常唱的歌曲之一:

    那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
    啊朋友再见吧, 再见吧,再见吧。
    那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
    侵略者闯进我家乡
    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
    你一定把我来埋葬
    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
    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
    还有一首也流传很广的歌曲,好像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中的插曲:
    快快上山吧勇士们,
    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
    敌人的末日就要来临,
    我们的祖国将要获得自由解放……

    那首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里的插曲,柔美动听,也深受我们的欢迎,尤其用口琴来伴奏,很有些小夜曲的风格。

     除了歌曲,还有取自电影中的对白,并在知青中广泛流传的独特的语言,非个中人不能领会它的含义和妙处,犹如现在的江湖切口。如:
   老兄近来发福多了。
   大势所趋,无所用心嘛。
  ——这是《渡江侦察记》中的对白。

   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张军长,快来救兄弟一把吧。
  ——这是《南征北战》中敌人的感叹。

   消灭法西斯。
    自由属于人民。
  ——这是《宁死不屈》中的联络语。

   让列宁同志先走。
    不理睬他,人民委员斯大林。
  ——前一句是《列宁在十月》的名句,后一句是斯大林在一份文件上的签字。

     这些电影中的语言,简直成了一代知青的认知符号。只要你随便到何处,听到这些语言的,其身份往往是知青。过了若干年的一次知青聚会上,有人开玩笑地说了一句:消灭法西斯。几乎全桌的人齐声应答道:自由属于人民。少顷,大家哄堂大笑。

     后来,我在一部反映那个时代的电视剧中听到了这些对白和歌曲,倍感亲切。仿佛时光倒流,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我们每次到农村去放电影,都受到热烈欢迎。我们也派头十足,当时我有一件三十多元买的大衣,里衬是人造驼毛的,造型新潮,每当放电影的时候,我戴着眼镜,大衣一披,腕上的手表闪亮,在放映机前一坐,自有一股气场,惹得村里的青年人啧啧称羡,还有一些农村少女们还三五成群,特地站在我的旁边叽叽喳喳的,期望引起我的注意。在电影正式放映前,我还往往在扩音器前用口琴吹奏一些好听的曲子,例《渔家姑娘在海边》之类,作为引子,也很受观众的欢迎。农民本来就十分淳朴,对我们知青更是高看一眼,何况我们还来为他们放电影。虽然那年代物质贫乏,但他们总是将我们待之上宾,倾其所有来招待我们。记得当时我们吃的最多的是炒黄豆下酒,那酒自然的家酿的黄酒。每次放映结束后,生产队的队长就带我们到他家里,炒上一把黄豆,温上一壶黄酒,或者再煎上两个鸡蛋,然后把村里的一些颇为体面的人叫来,陪我们喝上几杯。那浓浓的乡情和浓浓的酒意,一直将我那几年的放映生涯醉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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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古朱 发表于 2016-1-29 20:01:23 | 显示全部楼层
13、口琴

    在茶场里,有人会拉二胡,有人会吹笛子;洋气一点的,有人拉起了手风琴,甚至是小提琴。

     二胡的深沉,笛子的嘹亮,小提琴的悠扬都有它的特色,而我都不会,我的爱好是吹口琴。

     那时候我买了一把上海产的“国光”口琴,当时的价格大约是三元多。不过这一把普通的重音口琴,也可以吹出一个八度的和弦来。

    我开始拿它学吹一些儿歌。如《火车向着韶山跑》,《路边有颗螺丝帽》之类,后来技巧逐渐熟练了,可以使用手震音、后加伴奏等,于是便吹《我为伟大祖国站岗》、《老房东查铺》,《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有些难度的歌。有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会吹一些像《星星索》,《三套车》一类的曲子。我感到这些曲子很好,它使我沉醉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暂时忘却了眼前的沉重的苦难。

     茶场的后面有一座山,山的下面是深深的峡谷,暮色渐起的黄昏,经常有烟云从那峡谷里升起,形成岚气。我们知青收工以后,有时候便三五成群的到那山上去玩。在那个山谷旁边的山坡上,看暮色苍茫中的岚气烟云,看一天的星辰闪烁,也看流萤在身边的飘忽。这时候,我们也经常用口琴吹奏一些舒缓而忧郁的曲调。我感到,在这样的环境里,口琴那单纯的音色显得那么的纯净,是最能传递我们的心情的了。那时候,像《卖花姑娘》、《轧钢工人》里的一些曲子,像三十年代的一些歌曲,像那些忧郁而深沉的俄罗斯民歌,在这样的夜晚,在这样的山岗上,在夜风轻拂之中,被一群在青春迷惘之中的年轻人吹奏出来,是怎样的令人沉醉,令人遐想?

      口琴体积小,也便于携带。有一次,我带着它出工上山。在中途休息的时候,我叫那个会唱越剧的苏娜娜来一段缠绵凄婉的《黛玉葬花》,只是,用口琴来作伴奏,那越剧便显得有点怪怪的。苏娜娜评说道,你这是教八哥唱歌,不着调的。我笑了笑,同意了她的看法。

     而今,我很少听到口琴的吹奏了,我也很久没有吹奏口琴了。回城后,我也曾经重新买过一把口琴,但已经没有兴趣像过去那样去吹奏了。也许,那种简单的音色已经被时代复杂的音响所湮没,但在一个深冬的夜晚,我似乎听到远方不知何处传来的隐隐约约的口琴声,带着一缕传统的忧伤,带着一丝无奈的痛苦,穿透暗夜的屏障,抵达我的心房。那单纯的朴素的音色,流水般地漫过来,唤起我对以往岁月的怀想。似乎这是一种人生深沉的诉说,是对青春年华的祭悼,也是对漂泊灵魂的歌吟。而在这口琴声中激发出的忆念,将刻进生命的深处,成为永远的烙印,为微尘般的生命增添一些无法湮灭的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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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古朱 发表于 2016-1-29 20:03:21 | 显示全部楼层
14、写标语

     在我插队的第三年,茶场里的制茶车间进行了翻修,添置了几台大型的杀青炉,那几根烟囱也相应的建的比较高,大约有三、四层楼高,也颇为粗大,在偏于一陬的茶场,这算是突出的建筑物了。某天,场里的领导在晚饭后散步的时候,端详着这两根大烟囱,仿佛突然感觉了它的存在,也仿佛突然感觉到了它的单调,提出要在烟囱上漆上红字,一根写“农业学大寨”,另一根写“工业学大庆”。这两句话是伟大领袖的指示,也是当时最时髦的标语口号之一,后面好像还有一句是“全国学习解放军。”三句话,构成一个气势磅礴的排比句。

     因为在茶场的众知青中,我曾经学过书法,我的美术字也算是拿得出手的,曾经在下乡前夕,我还在知青办帮忙出过专栏,写过标语的。于是就交给了我这光荣的任务。

     于是,我与另外一个知青一起,在凛冽的西风中搭了脚手架,那是用毛竹一层一层的搭上去的,每一个纵横的交集处,则用铁丝进行拧紧、固定。我们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将那脚手架搭好。奇怪的是,我在搭脚手架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感觉,但要等到写字了,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当我提着油漆桶,一层一层地攀上去,到了三分之二高度的时候,放眼看地下,便觉心慌头晕起来,两腿也有些发酸发软,我知道,这是我有恐高症的缘故。但我不能说,也无法说,搭脚手架时一点反应也没有,写字时却犯了恐高症,说出来谁也不相信,还以为我有其他的什么想法呢。而且我想到这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也许这将对我今后的出路产生良好的影响。其时,我们前程渺茫,心里惶惶。每年的招生招工,名额极其有限,且彼此间钩心斗角,你争我夺。谁也希望在平时表现一番,有所作为,争取给领导留下一个好的影响。而且我平时与领导来往也很少,现在刚好借此机会表现一番,给领导留下一个好印象。所以,尽管我有恐高症,也咬紧牙关,颤颤巍巍地爬上脚手架,在凛冽的西风中,一笔一笔地用排笔蘸上大红油漆,在那高耸的烟囱上一丝不苟地刷上“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十个鲜红的宋体大字。

     待我爬下脚手架,退远一看,只见落叶的狂舞中,那十个大字在阴沉的天宇下显得气派,红得淋漓,为深秋的落寞增添了一缕暖色。我的心里十分高兴,场里的领导似乎也很高兴,当着我的面,狠狠地表扬了几句。然后,领导吩咐我在茶场能写字的墙壁上都用大红油漆刷上标语,以增加革命的氛围。我自然遵命而行,而且私底下心里高兴,感到自己受到了领导的重视。然而,到了每年的关键之时,我还是无所作为,难以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人家根本没有把你的写字当做一回事,想以此来取得领导的好感,那只是我自己的自作多情而已。一年过去,我依然无所作为,在沉沉的天宇下打发那沉重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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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古朱 发表于 2016-1-29 20:05:59 | 显示全部楼层
15、手表
     
     那个年代,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手表无疑是件奢华品。年轻人戴有一只手表,犹如现今开着一辆私家小轿车,可以左顾右盼,风光无限。

     那时候我们知青生活在困顿之中,本不应对这奢侈品眼红。但不知是什么风,竟然使得知青们纷纷节衣缩食,将每月有限的工资攒起来,去买那手表。我们那时的工资是每月是十八元五角,除去必要的生活开支外,往往入不敷出,尤其是我们男知青,还要买几包烟,喝点小酒,更显紧张,但那手表却像魔咒一样在我们的心里作祟着,尤其是一些知青伸出手腕,那亮晶晶的高贵金属光芒四射,更刺激了我们内心的欲望。

     那时候的表大多是国产的。极少看见进口表。既使个别知青家里条件不错,有块把“英纳格”、“大梅花”之类,也不敢公开戴在手腕上招摇过市,怕有“崇洋媚外”之嫌,只能藏之家中,私下欣赏,这是当时的政治气候使然。国产的手表最有名的有上海产的“上海”、“春蕾”,天津产的“东风”,辽宁产的“红旗”,南京产的“钟山”其他的还有什么“宝石花”、“双菱”、“海鸥”牌等等,其中上海产的表最为畅销,17钻全钢大三针的“上海”、19钻的“春蕾”,价格也最贵,前者一百二十元,后者一百二十五元,还要购物券十张,不容易买到,“红旗”牌好像是八十五元,最便宜的要算“钟山”,三十六元就可买到,而且造型也不错,外型上与那奢华的上海牌手表相差无几。

     在插队的第三年,我也克服了困难,勒紧裤腰带,省下买烟钱,随潮流买了一只全钢三防“春蕾”手表,那还是托一个上海的知青到上海购买的。当我戴上那只闪着亮光的手表时,尤其将那表放在耳朵旁,听到那“咔嚓、咔嚓”秒针跳动的声音,那种感觉真是好极了,仿佛连人也显得精神起来。随即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约了几个知青,到十里路外的一个小镇上去亮相,免得锦衣夜行,湮没了那新表的光芒。

     上身穿上了平时舍不得穿,只有回城时才穿的白色的“的确良”衬衫,自然那袖口高高地挽起,以便露出那锃亮的手表。衬衫的口袋里放着一包“牡丹”牌的烟壳,里面装的却是我们自制的香烟,下身穿的是蓝色西裤,那裤子有的还带点喇叭口,是那时候刚开始在城里流行的,脚上穿着白色的高帮“回力”牌球鞋,这一套是标准的那个时期知青的“行头”,而随我们一起去镇上的女知青们则往往红衣蓝裙,尽显飘逸、靓丽、娇媚的风采,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她们还用电梳子把额前的刘海烫得弯弯得,使之与当地农村姑娘的直直的发型区别开来。

     我们十余人在小镇的唯一一条街上来回地走着,高蹈阔步,顾盼生风,引来不少路人的侧目,但得知我们是茶场的知青时,往往报以宽容的一笑。直到走得累了,那暮色也起了,连我们自己也感觉很无味了,就到小镇上唯一的一家小饭店,炒一大盆面,加上几斤黄酒。大家在一起豪放地举起盛酒的粗瓷大碗,彼此碰了碰,一声“干”,便一饮而尽,连女知青也不例外。待三碗老酒下肚,大家都红潮满面,不知东南西北了。醉意朦胧中,唯见手腕上的金属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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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古朱 发表于 2016-1-29 20:11:18 | 显示全部楼层
16、爱情     

     毛主席老人家说,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套用一句,凡有年轻人的地方往往都产生爱情。

     虽然知青是特殊时代的产物,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至上的年代。可青春的热情和青春的躁动都不可避免地在我们知青之中喷发出来,喷射成灿若星辰的青春星座,照射着虚无而苍白的人生,使之发出迷人的辉光,也成为青春之旅中最灿烂的一段华彩乐章。

     在我们茶场里,老一辈知青有好几对是知青夫妻。他们于六十年代初期来此,而当时没有回城的政策,只好在此安家。惺惺相惜,聊借彼此的照顾来抵挡风雨,相赠对方一缕人世的温暖。但大部分知青却痴迷地等待着回城,寄希望于有那么一天,再解决个人的问题。因此,当我们到茶场插队时,那些老知青们一个个神情落寞,一看就知道是缺乏爱情滋润的板结荒田。

     我们这两批来场里的知青共三十余人,女多男少,大家都正当十七八岁的青春年华。我们的到来,给暮气沉沉的茶场注进了新生的活力。尽管上级三令五申,对于插队期间谈恋爱的,在招工招生方面将不予照顾,视表现不好论处。但少男少女在一起,激 情勃发,那任何铁律都阻挡不住。很快地,有几对知青沉浸到爱河里了,比如老董和小赵之流。出工时候,时常可以看见他们相互关照的行为和动作,收工之后,也经常看到他们彼此缱绻相依相伴的身影。对于这,场里的老职工们有些看不惯,认为这些“学生仔”有伤风化。尽管这个地方比较开放,尤其是茶叶采摘的季节,更是男女风情浓郁的时候。他们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老董经常这么愤愤地说。终于,场里的领导出面干预这事情了。在一次例行知青的政治学习会上,场革委会主任声色俱厉的批评道,我们有些同志,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不好好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反而在这里卿卿我我,你侬我侬,这是什么行为?我们这里是干革命的广阔天地,是“反修防修”的前沿阵地,不是你们知青生育下一代的繁殖场。你们几个要给我好好检讨,不然,下次要开你们的批判会。

     那个年代,革委会主任的话便体现了组织意图,而且今后的回城的生杀大权执掌在手,面对如此言正词严的批评,知青们谁敢说半个不字。

     第二个星期的学习会上,三对知青在众目睽睽之下登台检查自己的不良行为,每个人都说自己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严重,谈了恋爱,从今往后,要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有一个知青,很不满意革委会主任的独断和跋扈,在检讨书中引用了一句马克思致燕妮的一封信中的话:“尽管风暴来临,但我的信念不变,就像我们的高贵的爱情一样。”他还引用了马克思的另一句名言“连上帝也会原谅年轻人犯错误的”作为检讨书的结尾。那个革委会主任是农民出身的工人,后因为造反起家,被结合进革委会坐了主任的交椅。论文化水平,怎么是我们这些知青的对手,被这个知青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语录搞懞了,哪里还分得清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想想也是,连马克思他老人家都经不起诱惑,沉浸在爱河之中了,何况是眼前区区的知青呢?于是,就没有了下文,大家稀里糊涂地过了关,此事最后也不了了之。不过,这几个“趟雷者”给后之来者扫清了道路,使得接下来的日子里,茶场里爱河横流,情思飞扬,又出现了不少的知青爱侣。

     其时,一个老班长的女儿,也是场里的青年职工,长的眉清目秀的,对我很有点意思,经常来我房间里玩,说要跟我学口琴,并不断地向我我借书、还书。那学琴和借书当然是个幌子,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知青间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说我就要成为班长的“驸马爷“了。而我则不以为然,对这女孩子也没有多大兴趣。这除了我感到自己年纪尚小、前途未卜外,还感到她比较矫情,其他的没有什么特点,而且小学都没有毕业,与我的要求不合,更重要的是她父亲始终认为我们这些”学生仔“不靠谱,整天花里胡哨的,不像过日子的样子,所以他早就放言,坚决不允许他的宝贝女儿受知青的骗,上学生仔的当。鉴于此,我对这女孩子的一厢情愿便作壁上观,神情也不冷不热的。终于, 她受不了我的无所作为的态度,黯然而去,记得那天她送一本什么书还我的时候,泪水纷飞地对我说,你这个样子,叫人难受,我坚决不来你这里了,你这个人好没道理。这“好没道理”是当地的一句口头禅,是不识相的意思。这一刻,面对她雨带梨花的模样,我却有点动心了,可惜,她却已转头而去,而且怀怨在心,形之于色。从此,她视我为路人,见到我,从不对我说一句话,仿佛我欠了她前世今生的债似的。一段若隐若显的爱情,就这样告一段落,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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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古朱 发表于 2016-1-29 20:14:23 | 显示全部楼层
17、典型     有一个女知青,是1964年来茶场的城市青年。她其貌不扬,水平不高,但热爱劳动,心地善良。平时也肯帮助人,因此人缘也不错,文革期间,一个领导星期天来场里视察,偶然发现一个姑娘正挑着水在冲洗厕所,大感兴趣,便问场里的领导,这个姑娘是什么人,星期天也不休息,在冲洗厕所?

     场里领导忙汇报道,这是城里来的上山知青。视察领导接着问,她平时表现怎样?场里领导回答过程中,把姑娘夸得花开一般,只见春色烂漫,没有落叶瑕疵。简直是观音现世,女雷锋再生。领导大喜,回去后马上发了文件,提任为场革委会副主任。其时,领导班子讲究老中青“三结合”,她也大约作为一个青年干部被结合进班子,作为点缀和陪衬。

     虽然她本无当官的初心,却无心插柳柳成荫,懵懵懂懂地当了官。上任后,却不知这官怎么个当法。每次开会,只见她面红耳赤,语不成句,句不成文,吭吭哧哧,不知所云。她难受,大家在下面听得更难受。如此几次,以后开会她也就不讲话发言了,缄默地坐在一旁,仿佛书童陪考似的。

     但既然命运光顾了她,如一道水流,在时代的山石之间婉转流淌,总要成潭成瀑,展示出价值来的。先是她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入大学学习,然后又被结合进地委,任地委委员,并担任了地委某局的局长,后又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晋京参加了最高权力大会,并聆听了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她的命运。使她可以站在政治给她铺垫而成的高处笑看风云,而她的一同上山的知青们,还在那个山高天窄的茶场里辛苦劳作着,他们不知道自己今后的命运如何,前景怎样?

     那一年她从北京归来,给我们作了一场报告。虽然历经多年的锤炼砥砺,能讲几句囫囵的话了,但依然不着要领,缺乏逻辑,离题甚远。一个多小时的报告,我们依然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大家感慨之余,都说,在中国,最好当的是干部,是领导。也有人批评我们这些知青的酸葡萄心理在起作用,吃不到葡萄,便说葡萄是酸的。一位领导批得很有水平,酸葡萄还是葡萄吧,你们连葡萄都没有,还有什么可议论的?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玩意儿?领导毕竟是领导,诚哉斯言,这话可以说很接近真理了。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过了若干年,我竟然与她同一个地方工作,不过,她大我十余岁,当我与她同事的时候,她也接近退休了,这与她当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了。我偶尔对她提起当初上山下乡的一些往事,她却不太感兴趣了。也许,在政坛沉浮了多年之后,那段久远的岁月在她的记忆中已经淡然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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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古朱 发表于 2016-1-29 20:17:46 | 显示全部楼层
18、苏娜娜
     女知青苏娜娜与那个女知青典型是同一个城市,同一批来场里的,但两者的命运后来出现了很大的不同。前者默默无闻,后者飞黄腾达,这是一个时代使然,非个体的人力所能掌控。

     苏娜娜人如其名,长的清秀,显得洋气,也有点纤弱。一副娇小姐的模样,事实上,她家原先家境确也不错,父母亲都是市群艺馆的,父亲搞美术,母亲搞音乐兼舞蹈,可说是艺术之家。不幸的是他父亲五七年因为画了一幅漫画,据说是讽刺党和领袖,于是被打成了***,开除了公职,被下放到一个郊区去劳动。这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是很普遍的一件事,但苏娜娜却从此失了庇护,全家也进入了一个冰封期。

     苏娜娜中学毕业后,就业无门,升学无望,便随这一拨的知青来到了场里。到场里之后,颇具艺术气质的苏娜娜,首先便被那个一起来的会拉手风琴的男知青所吸引。那个知青不但会手风琴,会唱许多俄罗斯的、印度的、阿尔巴尼亚的等等国家的情歌,而且擅于甜言蜜语,长相也过得去。于是,年轻的苏娜娜就不小心上了他感情的“贼船”。两个人来场里没有多久,就你来我往的,搅在了一起。开始是双方暗送秋波,暗通心曲,在劳动时搭个帮手,在生活上互相帮助,但十八九岁的年龄,情感如火如荼,燃烧起来不辨东西南北中了,于是接着便是暗渡陈仓、暗结珠胎了。待到苏娜娜醒悟过来,却已经煮熟了米饭,刻成了木舟,竟然有了五个月的身孕。于是,两个人赶快回城,告知双方父母。在那个时代,未婚先孕已是羞于向他人诉说的事。双方父母一合计,便草草结婚。苏娜娜便了却了人生一件大事。

     婚后五月,产下一女,小名叶子,苏娜娜要接受再教育,难以照顾女儿,哺乳期过后,便交给母亲带。自己仍然来场里劳作。

     我见到苏娜娜时,她已经有将近三十岁的年纪了吧,但仍然显得纤秀,不像是为人妻、为人母的样子。在知青中,苏娜娜一直是以会穿衣而闻名,其含义有二:一是身材、气质好,不少衣服其他女的穿,不怎么样,但穿在她身上,便穿出味道,穿出气质来了。如那件束腰的黑色呢子小大衣,在城里是很普通的冬天御寒衣服,她穿上后,再在领口系一条粉红色的小围巾,便优雅逼人,步态轻盈地走在街上,引人瞩目,很有点过去那种民国时期的名媛的范儿;二是别人有些不敢穿的衣服,她敢穿。那个时候,稍微穿花一点,异样一点,暴露一点,被扣上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帽子还算是轻的。别看她样子纤弱,在这点上,她却不怕。每到星期天,节假日,或回城的时候,打扮得别具一格,甚至在春光如酒的黄昏偶尔穿上了“布拉吉”或旗袍,成为我们场里的一道风景,在那时候的城里也算是出挑的。奇怪的是,对于苏娜娜的穿着和打扮,除了领导不以为然,经常在学习会上进行批评外,我们大家都不反感,反而抱着一种欣赏的目光去看待。也许,对于美的认同感,是古今一脉,心同此理。

     苏娜娜不但会穿衣服,而且会自己做衣服。全场那时候好像就苏娜娜一人有一台缝纫机,是蝴蝶牌的,原是母亲买给苏娜娜的嫁妆。苏娜娜空闲的时候,便坐在缝纫机旁,一边哼着歌,一边自己设计,自己剪裁,自己踩踏机器,做出一些很有点创意的服装来。这些衣服别人也许穿不出,但苏娜娜自己喜欢。

     除此之外,苏娜娜还喜欢唱歌,特别喜欢唱越剧。《北地王》、《玉蜻蜓》、《孔雀东南飞》都会,徐派、尹派、戚派都能模仿,一部《红楼梦》越剧,她从头到尾都会唱。但唱得最好的是模仿王文娟的唱腔:哀婉,低回,怨愤,深得王派之精髓。我们年轻一代的知青很喜欢她的越剧清唱,经常叫她来一段,她也不忸怩作态,往往大方而从容地唱了起来。唱到动情处,那眉眼盈盈处,便见一段挥不去的风情,漾起那缠绵悱恻的婉转涟漪。

     暮春某日,我与她在茶园里正好隔垄锄草。她在我前面,戴着一顶宽边的大草帽,穿着一袭白衣,挥锄之间,扭动腰肢,只觉轻盈,只觉婀娜,便不禁停在那边看了。不料,她好像后边长了眼睛,回过头来,嫣然一笑说,别乱看人家后面。我不禁脸色一红,忙低头劳作。

     中间休息时,我们隔垄而坐,静默相对。我说,唱段越剧吧。她抿嘴一笑,说,叫姐。我说,姐,来段“黛玉葬花”。她俏俏一笑,调整了一下情绪,轻轻地唱了起来:
“绕绿堤拂柳丝穿过花径;听何处哀怨笛风送声声。人说道大观园四季是春,我眼中却只是一座愁城。看风过处,落红成阵,这花朵儿与人一般受欺凌……”

    我透过茶树的疏影,看到隔垄那边女子朦胧的身影,听着那一声声幽怨的哀叹,心里不禁涌起一种人生无依、尘世虚无的感觉。当一曲终了,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她说,怎么,魂儿丢了?我说,姐,我有点想哭了。她慢慢地从茶树间伸过一只手,轻轻地握了握我的手,说,别这样,歌儿是风,吹过水面,荡起波浪,待风过了,那水还是水,没有改变。我说,姐,你说得真好。她又一笑,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劳作又开始了。

     苏娜娜与那个拉手风琴的知青没有走到最后,不知什么事情,两个人闹开了。那男的在公开场合说苏娜娜是妖精,不守妇道。但我们知青都不相信。据我们了解,苏娜娜在这方面实在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说她清高、孤傲也许是的,说她喜欢打扮也许是的,但那方面却如小溪流水,是清澈见底的。对那男的无端的指责,苏娜娜倒没有说什么,不像一些小妇人似的哭天抹地,而是仍然一个人那么有滋有味地生活着。有人曾经问起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个人反目,苏娜娜只是淡然一笑说,也许是缘份尽了。

     两个人分了也就分了,苏娜娜似乎还比较豁达。只是对于女儿叶子,苏娜娜坚决要求自己抚养,并且将女儿的名字改为苏叶。当女儿上小学的的时候,苏娜娜有一次将女儿带到场里来。那是一个惹人爱怜的小女孩,虽然年纪尚小,风韵未露,但眉眼之间,全是苏娜娜的味道。

     苏娜娜是七六年年初离开场里的,那时候还没有知青回城的政策,她不要了户口,不要了工作。在一个清冷的早晨,也没有向任何人告别,像往常回城一样,背了一个挎包,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走了,但这次却不是寻常的回城,她去了一个遥远的国度,去一个没有子女的姑妈家,去照顾单身而多病的亲人。从此,她再也没有在我们的视线里出现过,只是在那时间的深处,在我们的记忆和想象之中,她仍然是那么纤弱、优雅,那歌声依然是那么哀婉、动人。此刻,遥望南天,在落叶的旋舞中,我仿佛又听到了她那略带哀怨的歌声随风飘来:
      “沁芳桥畔水盈盈,
       照见我异乡客地孤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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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古朱 发表于 2016-1-29 20:20:24 | 显示全部楼层

19、小镇(上)

     我们的茶场与闽省交界。站在茶场后面的山巅上,纵目远望,便可见那重峦叠嶂下的闽省的一个小镇。虽然在崇山峻岭之中,那镇子显得小,且破败,给人以灰败沧桑之感。但毕竟是镇,具备了镇的特点。有一条窄窄的街道,有几间零落的商店,有邮电所,有卫生所,小学校之类,并且离我们场部不远,所以成为我们星期天经常光顾的去处。

     在小镇的古老的岁月皱褶里,总藏着一些传说和故事的。关于这个小镇也不例外。这个小镇曾经出过一个女英雄。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队日本兵驻扎她家里,要她烧饭烧菜,她的心里当然不愿意,但没有表现出来。她是利用烧菜的便利条件,将一种民间叫作断肠草的汁液混入菜汤之中,使敌人中毒。后来,事情败露,她被日本兵枪杀了。解放后,闽省曾经把她的事迹编成戏剧上演过,剧名就叫作《断肠草》。如果说这一个故事充满了铁血之气,歌颂了正义与革命,那么另一个故事则是充满了人情的温馨。闽省话剧团的一位导演被文革扫地出门,下放到这个小镇,在话剧团的当演员的妻子也与他离婚了。当他一个人如丧家之犬凄凄惶惶地来到小镇时,小镇却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他。淳朴的小镇人把省城来的导演看作是大艺术家,大知识分子,没有丝毫的歧视他,而且无论在劳动上还是生活上都对他照顾有加。他们安排他在小镇所在的生产队里当会计,不用下地干活,而且腾出生产队一间最好的房子作为他的居室。那房子坐北朝南,冬暖夏凉,光线充足。他们说,他是知识分子,要在这里写东西,这房子很合适。在这里,他感受到了人性的光辉,感受到了世情的温暖,感受到了农民的朴实,也获得了心灵上的一份安宁。后来,甚至还有一个当地的姑娘喜欢上了他,经常来他居住的地方为他洗衣煮饭,然而,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他虽然非常喜欢这个淳朴的姑娘,可是他知道自己已经无福消受了,于是他无情地拒绝了姑娘的一番好意。因为在这里一年多后,他日渐消瘦,浑身乏力,去城里一检查,发现自己得了绝症。他并没有告诉谁,只是默默地回到这小镇里。但从此一病缠绵,沉疴不起,仅仅半年不到的时间,他便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离开了这个恩怨难言的尘世。离开前,他留下遗言,要求将他的遗体埋葬在小镇后面的山岗上。他要以此来感谢小镇人对他的厚爱,感谢那个姑娘的一片情爱诚心。

     我们喜欢去这个小镇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小镇旁边的一个小村庄里蛰居着十余位闽省的下乡知青。他们的知青点是在一个靠山的小村里。环境看上去不差,周边山清水秀的,但他们与村里的农民们一起劳动,也记工分。他们一般只能记八到九分,女知青更少一些。而他们村去年的公分值是每十分四角五分钱。因此,看起来,闽省的知青比起我们来,其生活更加竭蹶,处境更加艰难,心理压力也更大一些。

     我们去小镇的时候,往往经过一番打扮,显得一身光鲜,还透出些微城市青年的洋气来,尤其是女知青,更是穿红着绿,打扮得花蝴蝶似的。而闽省的知青们,却女的一脸菜色,男的一身褴褛,见到我们往往有点自惭形秽,那口气也低落了许多。可我们知道,就是他们的一个同学的家长,致函最高领袖,反映知青问题,引起全国关注,这应该是他们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我们去他们那里,平时都是邀请他们一起去小镇上的一家小饭馆一起就餐,由我们买单,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每个月有二十二元五角钱的生活费,比起他们来要好多了。但这一次他们刻意不肯,一定要留我们在村里就餐。几个女知青一起动手,烧了一大盆马铃薯骨头汤,炒了青菜和豇豆,还杀了两只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鸡,好像还有两小盘的油炸带鱼干,透出金黄的色泽和浓郁的香味来。一群女知青们在那个简陋的灶间里烟熏火燎地忙碌着,而我们男知青则一边抽着烟,喝着茶,一边天南地北地神聊着。当时的那种感觉极好,似乎既有灶间的饭菜香味带给我们的生理刺激,也有那种的大老爷们的坐享其成的心理愉悦。

     当暮色渐起渐浓,山村的岚气氤氲之际,我们二十余个知青团团而坐,就着不多的菜,有限的酒,大家兴致勃勃,抡开膀子大口吃喝,敞开心扉高声谈笑。霎那间,青春的笑语飞扬,为这个千古寂寥的小山村注入了欢乐的气息,困苦和艰辛也在这青春的笑声中幻化出些许浪漫的色彩来。

     可惜,这样的聚会仅此一次。第二年的冬天,这个闽省的知青点不知什么原因被撤销了。那十几个男女知青也如鸟兽散,一如微尘消散在诺大的世界里,不知所踪。现在回忆起来,那晚的的两省知青相聚喝酒谈笑,仿佛只是青春岁月中的一种幻象,迷离得使人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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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古朱 发表于 2016-1-29 20:24:10 | 显示全部楼层
20、小镇(下)     还有一个小镇,是本省的。离我们场也不远。走路一个小时便能走到,开拖拉机去只要十几分钟。

     严格地说,那不是镇。没有街道,只有若干座民居依山而构,临溪而建,大约一百多户吧,散落在群山之中。不过,这里是当时的公社,也就是的乡政府的所在地,因此也就有了镇的若干元素。

     公社的首脑机关被称作革委会,就设在一幢二层小楼上。那天也是星期天吧,我们无所事事,来到小镇,一逛二逛的,就逛到了一座小楼边,抬头一看,见一座风雨飘摇的小楼的门框边挂着一块牌子,某某公社革命委员会。白底红字,赫然在目。大家感到好奇,也不怕,就进了门,爬上了楼。那楼上光线幽暗,楼板踩上去嘎吱嘎吱的响,透出几分腐朽的味道来,使人担心它随时会断裂。楼的两旁走廊边的板壁上贴着两张最高指示。一张是“领导我们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 产 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张是“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 产 党就最讲认真的。”这就是那个时代常见的景象了。待走到走廊的尽头,见两个房间的门敞开着,便蹙了进去。只见其中的一个房间里两个人相对坐在两张破旧的办公桌子边,翻看着一叠也许是文件简报之类,见了我们,神色冷淡,其中的一个中年人翻了翻眼睛,问我们,你们是什么人,来干什么的,有事吗?我们说,我们是茶场的知青,没有什么事情,就来看看。他听说我们是知青,神色稍舒,脸色也好看了一些。还问了我们一些场里的情况。从彼此的问答中,看来他对我们场里的情况还比较的熟悉。

     看到两位中年人的神情总是不冷不热,不咸不淡,我们也没了兴趣,在那个憋屈的地方待了一会,就告辞出来了。

     我们出来之后,到了卫生院,才知道,那座小楼上的那个中年人是公社的革委会主任,姓洪。洪姓是当地的大姓,这洪主任也许就是当地人。

     卫生院更小,只有一间房子,是个套间,里面储藏着一些药品,外间是诊疗室,据说这房子还是租来的,墙上也贴着最高指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卫生院就两个人,一个是医师,另一个不知是医师还是护士,反正是我们同时下乡的同一批的知青,原在某个集体知青点插队,后通过她父亲的关系落实到这里的。

     她穿着一身白大褂,煞有介事地坐在诊疗室的一张桌子旁,一见我们高兴得很,仿佛见到阶级亲人一般,忙搬凳子,倒开水,一张小脸儿透出实实在在的兴奋劲儿,与刚才的那两个政府官员形成鲜明的对比。她说,还是你们好啊,成群结队的,集体生活,丰富些。我们说,你只看见和尚吃馒头,没有看见和尚敲木鱼。我们流大汗、出大力在接受再教育,你却在这里清闲度日,冬不吹风,夏不晒日,逍遥自在,多好啊。高兴时,给人量量体温,不高兴时给自己量量体温。她吐了吐舌头,说,一家不知一家的难处,你们不知道,我一个人在这里多寂寞。特别是夜晚,这里还经常没有电,点一盏昏暗如豆的煤油灯,风一吹,忽闪忽闪的,那个怕啊。我们说,你赶快找一个对象吧,陪陪你,既驱鬼壮胆,又生儿育女,一举两得。她露出一口整齐而雪白的牙齿,灿烂地笑了,说,现在还是一个人好,自由些。她回过头来说,你们男的谁想在这里找对象,这里有一个绝对漂亮的女孩子。我们都笑了,说,这个鬼地方,连人都没几个,哪来的美女,还是绝对的,莫不是那什么蒲松龄老先生笔下的狐仙?她说,不要说,还真有,那个供销社老吴,你们知道的吧?就是他的女儿,刚从安徽过来,高中毕业,哇,那个五官,肤色,真的是水灵,我敢说,你们场里的女孩子没有一个比得上。一说美女,老董他们马上打了鸡血似的兴奋起来,说去看看,是怎样的一个美法?被你夸得没了边。

     从卫生院沿着小溪,迤逦来到也建在溪边的供销社。供销社也很小,是一座三开间建筑,单层,袖珍型的,那架上的货物也少,没有几样,还大多要票购买。连那火柴,煤油,肥皂都是凭票供应,不要说其他了。在供销社,我们看到了老吴,一个人正靠在柜台上百无聊赖地拨弄着算盘,也许是在算账;他的妻子,一个颇具风韵的中年妇女在用一架缝纫机在修补衣服,却没有看见护士所说的那个女儿。大家又不好问,只是东一榔头,西一锤子,天上地下地与老吴聊大天。看看表,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了,日头也西斜了,还没有看到那个女子的影子,不禁失望了,老董便神情懒懒地准备回场了。忽然,从供销社的里间转出个人儿来,就是老吴的那个女儿。大家觉得眼前一亮,瞳孔就霎那间放大了。那确实是一个美女,除了个子稍矮一点,其他的便挑不出什么毛病了,可以说美得有点眩目,美得有点媚态。眉眼如画,眼波欲流。看见我们,也不忸怩作态,而是十分大方地对我们微笑。那个时候,天色渐晚,夕阳西斜,一缕晚照的阳光射过来,把她罩在一片余辉之中,便有了一种西方油画的味道。

     在回场的路上,大家对这美女津津乐道,老董说,过两天要再来一趟,看能不能与她拉上话。大林说,你这话要是传到小赵耳朵里,恐怕事情就会复杂化了。那知青小赵是老董的对象,两人正处于热恋之中。老董一听提到小赵,精神立刻变得蔫巴巴的,忙闭口不言了。

     那女子后来与知青们谁也没有瓜葛,而是去了城里的一个剧团里学戏去了。当我们再看到她时,她已经在舞台上演《春草闯堂》,《梁祝》之类的戏了,虽然演技唱功不怎么样,但扮相俊美,颇得观众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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